标签： 书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

这个整天呆着无所事事的前牧牛人还因此大发议论，说，如今坏人太多，是因为警察太多了。父亲说：“坏人可不像虫草，越挖越少。坏人总是越抓越多。坏的东西和好的东西不一样，总是越找越多。”

桑吉边走边想了一个问题：长成大人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让身体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而且当然不能得到答案。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一九四五年，纳粹崩溃，苏联“解放”了捷克，他以为是自由的来临，自由却再度变成奴役，捷克陷入苏联的集权控制。一九九〇年，苏联崩溃，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

一个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社会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社会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金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根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许多事实表明：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

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

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培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读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爱国先生，您能不能理解——政府与人民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譬如说，当政府觉得核电发展在经济利益上有绝对必要，而民间有人认为核电发展将严重破坏生态的时候，冲突就存在了。处理冲突方式的不同就造成民主与独裁的分野。一个民主的政府了解民意并且时时检讨修正自己的政策，一个独裁政府根本就不让民意有表达的机会。所以“安定”也有两种：在政府与人民沟通、协调之后而使冲突化解的安定，是真实的、持久的安定。不经沟通，却以政府权力抑制民意以遮掩镇压冲突的安定，是假的安定，也是暗流潜伏、危险的安定。

蒋经国先生的谈话不尽然都是节庆的八股，今年他就说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台湾与大陆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

所谓公权力不过是法令的约束力，当民众拒绝受它约束而向它挑战的时候，一个负责的执政者所亟需做的，不在于如何强硬地贯彻始终，而在于重新审视这个不断受到挑战的法令，应改则改，应废则废，否则，守着一个与现实脱节、与民意不合的法，执行，与人民起冲突，不执行，让人民嘲笑，执行或不执行都做不到理直气壮，等于是执法者拿石头砸自己的大脚。

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结尾处曾说：“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之事。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个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公民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中。”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的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俄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

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 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
2. 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得他们的欢心。
3. 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
4. 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办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合并的发生不外乎下面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或通过实际的征服。

驯化失败的6组原因

• 日常食物
• 生长速度
• 圈养中的繁殖问题
• 凶险的性情
• 容易受惊的倾向
• 群居结构

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源自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源自他们环境的差异。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
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
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的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

复杂制度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其次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带来的人口密集定居社会和可储存余粮。

在尾声，看到赵新那（赵元任女儿）与其母杨步伟（赵元任妻子）团聚很是感动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恐怕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冯友兰在那篇文章里写，“我们可以问：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但人生的整个，并不是人生中的事，而是自然界中的事，自然界中的事，是无所谓有目的的或无目的的，我们不能问：有人生‘所为何来’，犹之我们不能问：有西山‘所为何来’。”但这“没有意义”，并不等于不值得过，或者不值得做，因为人生“本身即是目的，并不是手段”。

2021年的这个版本是对2014年的再版
拍得真好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完整收录罗永浩从2009年到2014年12月的六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奋斗”演讲

在中国，诚实是一个奢侈的品质

全世界的成功学书籍，出了几亿种，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李敖年轻时候讲过的一句话：不怕苦，吃苦半辈子；怕吃苦，吃苦一辈子。

“失败只有一种，那就是半途而废”

面对挫折、打击的时候，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不要沮丧，甚至不要控诉、不要愤怒、不要抗议，只管埋头默默擦亮你的武器，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一般说来，能力够的人是可以把这两个东西调和得很好的，就像我过去教书的时候，经常和我的学生说：“你看，你们当中由于能力的问题，充满激情就会丧失理性，充满理性就会丧失激情。”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提高一下自身水平，像我这样充满激情的同时不丧失理性，充满理性的时候不丧失激情。”我经常和我的学生吹这样的牛。

吉姆·柯林斯在他著名的商业书籍《基业长青》中讲“为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感所驱使的人，所赚的钱比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人赚的钱更多”

你们可能听过美国的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说，我最讨厌两种人，一种人是种族主义者，一种是黑人。这就是典型的隐性的种族主义者。

打造一个完美的产品和用户体验，靠的是三个最基本的东西：硬件配置、设计和工艺、操作系统和软件。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喜欢看到我们讨厌的人的坏消息，也倾向于相信这些坏消息。

他们不是我的粉丝，他们是某种信念、某种价值观、某种理想、某种人生态度的粉丝，他们来到现场，是知道从我身上能看到这些东西。

大家知道做企业广告的时候有两条路吧？一种广告是做产品广告转化销售的，另外一种是阐述企业理念，获得跟你精神上能够交流和产生共鸣的这些人的情感认同的。

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真人。

这完全符合顾颉刚先生有关中国历史“层累说”的基本判断————人们距离史实年代越近，知道和说出的越少，距离越远，就说的越多。

这种“帝国末期”大体上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财政破产经济崩溃导致饥荒、迁徙流动，一个是政治黑暗造成行政体系崩解，地方治理失范，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宫廷内部斗争导致政变并波及各个地方政权。

人的成长，无非就是学会面对三样东西：面对诱惑，面对委屈，面对执念。

欲望会让世界前进，而温柔的力量让世界可爱。

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生活只有在无趣的人眼中才是无趣的。

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呼吸着不同时代的空气，背负着时代本身的重量活下去，也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默默成长吧。没有好坏之分，而是顺其自然。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也正没完没了地让他们的父母那代人头疼一样。

“下来比上去难得多。”说得更笼统些就是——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吞噬起因，让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这有时可能杀死一只猫，有时也可能杀死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