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之上》

第五章中《完全控制》和《富农》小节虽然写得是1930年代的苏联,但是和我们太像了。

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

在人类开始讲故事之前,现实只有两个层次: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第一个层次是客观现实,由石头、山脉、小行星这样的事物组成。不管我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些事物都客观存在。举例来说,假设有一颗小行星正在撞向地球,这时候就算根本没人发现,它也依然存在。第二个层次是主观现实,比如痛苦、欢乐、爱等,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存在于外界,只存在于我们心里。这些主观现实存在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觉察感受中。而像“感觉不到的疼痛”这种说法就是矛盾的。
但有些故事能够创造出第三个层次的现实: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以下简称“主体间的现实”)。主观现实(例如痛苦)只存在于个人的心智之中,但主体间的现实(例如法律、神祇、国家、企业和货币)则存在于许多心智形成的联结里。讲得更具体一点,这样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中。这些主体间的现实,并不是指任何已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类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不同于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历史上的大规模身份认同与利益一向都是主体间的现实,而非客观现实。

说到让人们团结起来,相较于真相,虚构的故事在两个方面更有优势。第一,虚构的故事要多简单就可以有多简单,但真相往往很复杂,因为它要呈现现实,而现实是复杂的。以关于国家的真相为例。如果我们所在的国家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实体,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之中,这种概念并不容易理解。政治人物演讲的时候,你大概很少会听到这种说法。民众更容易相信的,是说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造物主也赋予了我们某些特别的使命。从以色列到伊朗,从美国到俄罗斯,这套简单的故事就这样被政治人物讲了又讲、说了又说。
第二,真相常常令人痛苦不安,如果我们想让它别那么令人痛苦,变得比较讨人喜欢,真相也就不再是真相了。相较之下,虚构的故事可塑性更高。每个国家总有些黑历史,是国民不想承认也不想记住的。

采集者知道水果与蘑菇长在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是因为演化让整座森林的组织安排有着一套清晰的生物秩序。果树要进行光合作用,所以需要阳光;蘑菇要摄取死亡有机物的养分,而这些有机物质通常在地上。所以,通常蘑菇生长在土壤层,而水果则会长得高一些。另一个常见的规律是,苹果长在苹果树上,无花果长在无花果树上,所以你如果想找苹果,就该先找到一棵苹果树,然后抬头仰望去找苹果。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人类就学到了这样的生物秩序。
这种秩序和档案库的情况大不相同。文件既然不是生物,就不会遵守任何生物法则,演化也不会替我们做什么组织安排。税务报告不是自己从文件架上长出来的,而是需要有人把报告放到那里。所以,需要有人先提出依架位来分类信息的想法,并决定该把哪些文件放到哪个架上。采集者在森林里只需要找出既有的森林秩序,但档案管理员则需要为这个档案世界设计一套新的秩序。这种秩序就被称为官僚制度。

如果让思想市场完全自由,就可能鼓励传播各种愤怒与煽情,而牺牲掉真理与真相。

改变教会教义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永远不能承认改变了教会教义。

所谓独裁,就是由单一中央信息枢纽决定一切;而所谓民主,则是有不同信息节点持续对话。

所谓民主制度,并不是只要占了多数,就能去消灭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而是指一种对于中央权力有明确限制的制度。

在民主政体中仍然有两类权利受到保护,并不是多数人说了算。第一类就是人权。
第二类重要的权利则是公民权。

按照这种逻辑,到底要怎样分辨某个人算不算是“人民”?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只要支持领袖的,就算是人民。德国政治哲学家扬-威尔纳·穆勒认为,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要判断某人是不是民粹主义者,就看他是否声称只有自己能够代表人民,并声称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国家官僚制度、少数群体甚至多数选民)肯定都是为虚假意识所迷惑,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

极权政权的基础,就是控制一切信息流动,并对所有独立信息渠道保持怀疑。在军官、国家官员或一般公民交换信息的时候,双方可能建立信赖关系,而有了信赖关系,就可能组织反抗行动。所以极权政权有一个关键原则:无论人民在哪里见面、交换信息,都必须受到政权的密切监控。

现代新近的信息技术除了催生大规模的民主,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极权。

集中式极权网络的最大优势在于秩序一目了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且不带情绪地坚定执行。特别是如果遇到战争或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集中式网络能够比分布式网络动作更快、走得更远。

由于极权信息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秩序,而不是找出真相,所以如果出现令人震惊的信息,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极权政权往往就会把信息压下来。因为中央控制着所有信息渠道,要做到这一点相对容易。

我在2019年参观了切尔诺贝利。介绍这场核事故的乌克兰导游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美国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答案,但苏联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麻烦。”

《增长黑客》

图 前-1 病毒式传播渠道的有效性
图 1-2 增长黑客过程的四个步骤
图 4-1 增长黑客循环
表 5-1 获客渠道的三种类型
表 5-2 内容营销的主要类型
表 5-3 用户行为类型表
图 6-2 福格的行为模型
图 7-4 尼尔•埃亚尔的上瘾模型

病毒式营销的优点显而易见:高爆发性、成本低,甚至免费。

这是一个典型的“梦幻之地”谬论,至今仍然在创业群体中广存在:商家相信它们所需要的只是打造出一个出色的产品,而客户的获得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增长是通过设计出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系统,让用户来替我们实现产品的增长。

虽然增加新功能看起来是改进产品最直接的办法,但事实上,每一个产品开发者都应当警惕特性蔓延(feature creep)的危险,也就是增加越来越多并不真正创造核心价值的功能,而且使产品变得更难以使用。在很多情况下,改进的关键在于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确定增长战略和增长重点的第一步是明确哪些指标对你的产品增长来说最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最佳方式是建立约翰斯所说的公司“基本增长等式”(fundamental growth equation)。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所有与增长相关的关键因素都在这个等式中有所体现,而这些因素相加共同驱动公司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等式是你核心增长杠杆的集合。每个产品或企业的等式都不尽相同。
以下是摩根所在的英曼公司的等式:
(网站流量 × 邮件转化率 × 活跃用户率 × 付费订阅转化率)+ 留存订阅用户 + 复活订阅用户 = 来自订阅用户的收入增长
易贝的等式如下:
发布物品的卖家数量 × 发布物品的数量 × 买家数量 × 成功交易数量 = 总商品增长数量
为了说明这个等式的价值,约翰斯甚至创建了亚马逊的增长
等式:
垂直扩张 × 每个垂直市场的产品库存 × 每个产品页的流量 × 购买转化量 x 平均购买价值 x 重复购买行为 = 收入增长

增长黑客界有些人将这样的一个关键指标称为“唯一重要的指标”(One Metric That Matters),有些人称之为“北极星指标”。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它意味着这个指标会像北极星一样指引着团队朝着增长黑客过程的终极目标努力,使他们不会被某个短期的增长手段冲昏头脑。这样的短期手段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增长假象,但是无益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舒尔茨在谈到增长时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美国“二战”时的一位指挥官乔治•巴顿将军的名言:“今天就全力执行的好计划胜过明天的完美计划。”

为确定增长等式并明确北极星指标,前提自然是能够收集客户行为数据并衡量产品表现和试验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你对于产品表现和试验结果的假设是否符合用户使用产品的真实情况。推特创始人杰克•多尔西将为此所做的数据跟踪设置称为“仪表配置”(instrumentation)。就像飞机如果没有仪表提供的实时高度、气压和风速等信息就无法飞行一样,没有随时可获得的恰当数据,增长团队也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正如菜纳斯•鲍林所言,“形成一个好想法的最佳办法是提出很多想法”。

在 GrowthHackers,肖恩制定了“ICE 评分体系”以整理第二阶段形成的各种想法,ICE 三个字母分别代表 impact(影响力)、confdence(信心)和ease(简易性)。

如果试验是之前的一次成功试验的选代,那么信心评分应当更高。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增长黑容界通常称之为“双倍下注”(doubling down)。

虽然我们倾向于使用ICE评分,但是其他增长黑客也提出了其他评分体系。比如被誉为“转化率优化之父”的布菜恩•埃森伯格就提出了“TIR 体系”,即time(时间)、impact(影响力)和 resources(资源)。”另外一个体系是“PIE”,即 potential(潜力)、importance(重要性)和 ease(简易性)。虽然不同的体系细节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它们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即以量化的方式评估试验想法,帮助团队筛选不同试验选择、决定下一个试验内容。

扩大获客规模,首先要实现另外两种匹配:(1)语言一市场匹配,也就是你对产品优势的描述打动目标用户的程度;(2)渠道一产品匹配,即你所选择的营销渠道在向目标用户推广产品时的有效程度。

事实上,今天信息传达的速度必须远远超过几年以前。研究表明,人类的平均专注时间(将注意力保持在一条新的网络信息上的时间)现在是8秒,而在2000年是12秒。这也让我们获得了一项“菜”: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比金鱼还要短。”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给潜在用户留下深刻印象,就必须让他们立刻明白何你的产品能够让他们受益。这就意味着,你所使用的语言必须直接迎合并且进一步点燃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从而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整个过程必须在8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只有这样你才能多赢得几秒钟的时间来向他们解释为何应该购买你的产品。换言之,你设计的语言必须非常简洁地传达出产品的核心价值,也就是那个“啊哈时刻”,并且回答每位消费者最关心的简单问题:“你展示的这个产品将如何改善我的生活?”

为了避免不断增加的渠道选项变得杂乱无序,贾斯汀•马雷斯、加布里埃尔•温伯格、安德鲁•陈和詹姆斯•柯里尔这些增长专家将主要渠道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病毒/口碑渠道、有机渠道和付费渠道。

Hubspot 前增长团队负责人布莱恩•鲍尔弗设计出了一个基于6个要素的简单渠道排序方法。我们建议使用这个方法来确定优先渠道。
•成本——你预计进行此项试验将花费多少钱?
•定向——是否容易接触到目标受众?对于试验所触及的人群,你所掌握的信息可以详细到哪一步?
•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试验?试验一旦开始,还能否进行修改?如果试验不顺利,是否容易终止或者调整试验?
•时间投入——团队启动试验需要多长时间?比如,拍电视广告的时间投入就比发布脸谱网广告的时间投入长许多。
•产出时间——试验开始后需要多久才能拿到试验结果?例如,搜索引擎优化试验或者社交媒体广告的产出时间就比电台广告的产出时间要长。
•规模——试验覆盖的人群规模有多大?例如,电视广告的覆盖范围比话题博客广告就大得多。

病毒系数(K)= 客户发出的邀请数 × 受邀者中接受邀请的人数比例
与其担心你的病毒系数(我们已经说过,它并不可靠,而且也不能反映决定病毒式增长的关键因素),不如使用脸谱网前总裁肖恩•帕克设计的简单公式来评估你更可能实现哪种程度的病毒性。肖恩告诉脸谱网的早期员工,任何产品的病毒性都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有效载荷(payload)、转化率(conversionrate)和频率(frequency)。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简单公式来表示:
病毒性 = 有效载荷 × 转化率 × 频率
有效载荷是指每位用户每次向多少人发送广告(或者链接、微件等)。拿 Hotmail 来说,大部分用户每次只向一位联系人发送邮件,有少数用户发送小规模的群邮件,只有极少数的人一次性向许多人发送个人邮件。所以Hotmail 的邮箱签名注册链接的有效载荷很低。第二个因素是邀请转化率。Hotmail的转化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从未听说过免费邮箱,所以对它很感兴趣。最后一个因素是人们收到邀请的频率。对 Hotmail来说,它指的是人们发送邮件的频率,这一频率很高,因为大多数邮箱用户非常频繁地给朋友、家人和同事发邮件。所以,即使Hotmail的有效载荷很低。第二个因素是邀请转化率。Hotmail的转化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从未听说过免费邮箱,所以对它很感兴趣。最后一个因素是人们收到邀请的频率。对 Hotmail来说,它指的是人们发送邮件的频率,这一频率很高,因为大多数邮箱用户非常频繁地给朋友、家人和同事发邮件。所以,即使Hotmail的有效载荷低,但是高转化率和高频率使 Hotmail 的链接极具病毒性。在创建病毒循环时你的目标就是要优化这三个变量,以创造增长。

公司在试图优化病毒循环时往往会掉入一个陷阱:想方设法增加收到推荐的人数,以致用户和收件人对此产生强烈的反感。
那些无意间给自己所有的邮箱联系人发送下载 App 邀请的人就能体会到这会让人多么恼怒。用户体验专家将那些用来骗用户做他们通常不会做的行为的伎俩称作黑暗模式。虽然一些黑暗模式在短期可能奏效,但是从长远来看,用户之后产生的抵制情绪将会最终拖垮增长。这些伎俩带来的负面评价和负面情绪足以摧毁最好的产品——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

提高激活率的核心在于让新用户更快地体验到“啊哈时刻”。

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捷径。但是,如果按照前面介绍过的个步骤来操作,那么你就能迅速发现可以显著提高产品激活率的思路和洞察。我们再来回顾下这些步骤:明确让用户体验到
“啊哈时刻”所需的所有步骤;创建创建一个显示每个步骤转化率的漏斗报告并按照访问渠道对用户进行分类,对那些在流失率很高的环节依然继续使用产品的用户以及弃用产品的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和采访,找出流失原因。

在用户体验设计中,摩擦(friction)是指阻碍人们完成他们想完成的行动的令人心烦的障碍。比如,你正在读文章的时候眼前突然跳出一则广告,或者验证码中的字母过度扭曲,迫使你反复输入好几遍才成功提交表格。对于实物产品而言,比如咖啡机,摩擦可能是设置自动冲煮时间的程序复杂到令顾客抓狂。

肖恩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帮助人们时刻记住不断减少摩
擦的重要性:
欲望 - 摩擦 = 转化

设计并优化新用户体验,首要原则是将其视为用户与产品的一次独一无二的邂逅。新用户体验应该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产品。
也就是说,你需要设计一种独特的体验来吸引用户一直使用产品并看到产品带来的价值。创造独立的体验意味着在网络产品本身或者非网络产品的公司或品牌网站上创建一系列独立的页面。这样做的一大好处是可以使增长团队更容易地试验新用户体验,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试验干扰到现有用户的使用体验。
第二个原则,新用户体验的第一个着陆页必须完成三个根本任务:传达相关性,展示产品价值和提供明确的行为召唤。布菜恩 •埃森伯格(Bryan Eisenberg)被誉转化率优化教父,他将这三个要素称为“转化三位一体”(conversion trinity)。相关性是指网页与访客目的和欲望之间的匹配度:“这是他们想要的吗?”展示产品价值是指迅速并且简洁地回答访客的疑惑:“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最后,行为召唤为访客提供一个极富吸引力的下一步行动。所有这些都是企业应该自然而然就能想到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着陆页要么没有这些要素,要么要素不完整。
要减少阻碍用户迅速体验“啊哈时刻”的摩擦,最大胆的做法是翻转漏斗〈fip the funnel)。也就是说,在邀请访客注册之前先让他们体验产品带来的乐趣。

游戏开发者利用的关键研究之一来自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商业经典著作《影响力:说服心理学》(Influence: ThePsychology of Persuasion)。书中提到,许多研究都表明,一旦人们采取行动,无论是多小的行动,只要不是太难,人们就会更倾向于未来继续采取行动。他对此的解释是,最初采取行动时人们在心理上做出了承诺,而且不管承诺的难度发生怎样的变化,人们倾向于在做出承诺之后通过后续行动来恪守承诺。

人们放入产品的个人信息越多,他们对产品的忠诚度就会越高,这被称为储值(stored value)。

触发物是指任何刺激人们采取行动的提示。常见的触发物包括邮件通知、移动推送,还有更隐蔽一点的触发物,比如着陆页上的行为召唤。不可否认,触发物是提高产品使用率最强大的策略之一。

触发物的力量来源于两个关键因素: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邀(发用户采取你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以及用户收到触发物后付诸行动的难度。

使用触发物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接触用户的动机应该是提醒用户存在一个对他们明显有价值的机会。

福格根据用户动机和能力水平将触发物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协助型触发物(facilitator trigger),用于帮助那些动机很强但能力很低的用户采取行动;信号型触发物(signal trigger),用于帮助那些动机和能力都很强的用户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鼓励他们重复行动。剩激型触发物(spark trigger),用于刺激那些能力很强但动机不足的用户采取行动。许多邮件和移动推送都属于刺激型触发物,但它们不应该是你唯一考虑的刺激型触发物。

在设计触发物试验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他写的《影响力》里提到的6个说服原则同样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中一个原则,即一旦人们采取了某个行动,都会使他们更倾向于再次采取那个行动。以下是完整的6个原则:
•互惠——人们更有可能因为礼尚往来而去做一些事情,无论之前别人给你提供了何种帮助,而你现在需要给予别人某种帮助。
•承诺和一致性——已经采取过行动的人更可能再次采取行动,无论行动的大小或者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
•社会认同——当感到不确定时,人们会先看别人怎么做,然后自己才做决定。
•权威——人们会参考权威人士的做法来决定自己采取什么行动。
•好感—相比自己不喜欢或者无感的公司或人,人们更愿意和自己喜欢的公司或人做生意。
•稀缺—当人们担心自己会错失良机时就会采取行动。

长期留存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弄清如何让用户沿着学习曲线前行。这个过程便是持续的用户引导,它与学习任何一门学科、一种乐器、一门语言或是一项技能的方法是一样的:首先完成容易实现的小目标,然后逐渐提高熟练程度。应该将这种学习进程嵌入任何需要用户掌握的新功能中,让他们从产品中获得最大价值。用户体验设计师哈里•布努将这个过程称为“爬坡”。

确定了基本路线路图中的重要环节之后,下一步是分析哪些环节带来的收益最高,哪些环节是夹点(pinch points),也就是损失潜在收益的地方。

用来决定用户付费额的度量被称力价值度量(value metrics)。

定价相对论(pricing relativity ),也就是人们对于价格高低的判断会受到其他价格选项的影响。。丹•艾瑞里在他的名作《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中描述了一项实验,实验表明,消费者愿意付多少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价格选项组合的影响。
中间这个选项有时被称边烟幕弹套餐(decoy package),它是驱使用户购买价位更高产品的利器。

通过提价我们增加了产品对大客户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同类最优产品,而不是价格最低的产品。心理学家、畅销书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解释说,这是因为人们将价格看作是质量的信号,这在技术和专业服务市场特别常见。

定价考虑的反面同样棘手。可能用户已经习惯免费使用产品,因此他们不愿意付一分钱,在线软件或App 就常常面临这种情况。风险投资家乔希•科佩尔曼将这种定价难题称为一分钱差距(penny gap),也就是在用户眼中免费使用产品和哪怕付很少的价钱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转化专家安吉•舒特米勒找到了有效评论和有效证言的7个核心要素,她用“CRAVENS”这个首字母缩写来概括了这些要素:可信(credible)、相关(relevant)、有吸引力(attractive)、可视(visual)、可量化(enumerated)以及具体(specific)。

驱动增长的四个关键试验类型:获取、徼活、留存和变现。

《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出版二十年纪念版)》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克服这些阻力。一旦离开地面,空气的阻力与这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飞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最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

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度,出画前没有乘快车的体验,看着那些很快靠近又被很快甩到身后的景物,我思索着:那么巨大的东西,转眼就变小,再后来就看不到了。人生中的很多事也会逐渐消失,出国前的波折,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点。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以及足够大,大到可以将距离忽略不计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有永恒的意义。

有一天落日时分,在爱丁堡火车站的高桥上,我拍摄了一幅下面铁轨的照片,有的交错到一起,有些又在远处分岔,不知它们伸向何方。霖霖说那照片就像我的人生:有好多路可以走,条条在闪光,很难说哪一条更好。画面上还有那么多枝枝权权挡住视线,象征着看不清的未来。

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要有足够的天分,还要有足够的艺术家素质和足够的承受力,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穷,不为金钱或名誉所诱惑。
门可先生很赞赏一位美国画家说的话:“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有多宽有多深,他的艺术就有多宽有多深。”还有保尔•克利说的话:“你不要从一个想法出发来画画,你要让一个想法自己到你的画里来。”这就像他平时在上课时一贯对学生说的,画抽象画就像写作,你开始画时并不清楚你到底在画什么东西,你就站在画布前,自由地、随心所欲地画到满意为止。不同的心情画出来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同的,可能开始和后来面目全非。就像小孩子画画是从心里画出来的,想怎样认识世界就怎样表
现它,不从自然和客观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他崇尚康定斯基,绘画重要的不是反映外部的美,不是大家能看到的客观地再现,而是发现自己内心尚未发现的东西并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康定斯基生前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沙漠里,没有人理解他,但抽象画是他始创的,现在全世界的画家都在学他。”门可很反对儿子学画的那位著名画家的做法,说他“总是在作秀”,为此常常与儿子争得面红耳赤。他对儿子说,要做一个艺术家,不一定要做一个有名的或者作品卖得好的艺术家。有很多人,包括在我们这个地方住的收藏家们,收藏的不是最好的东西,只是能卖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文化,不懂真正的艺术,他们更是商人,买艺术品是为了它会升值。

我想人总应学会放弃一些东西,难的是放弃一些表面看上去不应放弃、放弃了可惜的东西。人也总在选择中决定自己的路,不同的选择常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有时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只是你在选择时往往并不清楚它正确与否,是否要花很大代价,这代价是否值得,以及这个选择对你未来生活道路的重要性。

罗曼•罗兰说过:“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摆,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它折断。”

我想我那么热爱艺术,不能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物质生活上我的要求并不高,我欣赏徐志摩的话:“论精神我主张贵族主义,论物质我主张平民主义。”

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取胜,而不要盯住自己的“特短”与别人比。

行当里还有种说法: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梵•高的老师对他说:“一颗破碎的心所遭受到的不幸,比美满的幸福对你更有好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梵•高自己也说:“没经历过苦难的人没有东西可画,幸福麻痹了人们的感官,艺术家靠痛苦滋养。”

妈妈总说人就像自行车,你蹬得越快它才越不会倒下,一旦停止就会失去重心。

《边水往事》

看的电子书,很多文字被“**”mute掉了

同名电影尺度大。
电影中情节很连贯,也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书中情节很分散,更真实一些。
电影把主角和一众角色都洗白了。

书中主角叫沈星星
电影中主角叫沈星
泰缅边境失联演员叫王星

人很奇特,一旦在心里憋着事的情况下喝酒,通常只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醉得太快,要么醒得太早。我属于第二种,喝再多酒都保持着清醒。

Q2.如果当时去金三角的是现在年纪的你,哪些事情会有改变吗?
答: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我觉得孩子都是不规则的图形,进入社会后,无数不规则的图形相互践踏,慢慢磨成了一个个圆。圆和圆的接触,只有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你最想展示的东西。大人们管这个点叫作优点,而你以为这就是成熟。
金三角不是这样的,它格外野蛮,在里面的所有人浑身都长着刺。一个圆来到这样的环境,只会遍体鳞伤。
如果我是现在的年纪,也许认识的人会更多,经历的事会更有趣,但并不能改变任何事,反而自己会埋葬在那边。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①我在金三角生活,依靠的人是猜叔。猜叔经历过战乱,体会过疾苦,见过太多自认为圆滑的人。他欣赏这种人,但是不会保护他们。
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说话。我不敢惹猜叔生气,被他打骂后还不知悔改。圆滑在这时候,是一个贬义词。
②贾斯汀是我在金三角,感到最遗憾的人。他有很好的家世,帅气、爱笑、勇敢,眼里充满希望,想要改变世界。
我现在不会和这种人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太过理想化,这种人像一面哈哈镜,映射的都是扭曲的自己。可能,在见到他的时候,我就会发出嗤笑,选择远离。
而他的结局,仍然是沉入水底。

《童年》

看的是小学生必读的版本,但是豆瓣上找不到
《童年-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
姜希颖 傅霞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107-23557-3

你应该记住一件事儿,亲人打你,都是为了你好,只是要你接受教训!

“当官和上帝没关系,这是人世间的事儿。做高官的人——比方政府官员什么的,都是吃法律饭的。”
“什么是法律?”
“法律?法律就是人们引以为习惯的东西!”老人说到这里,目光犀利睿智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眨着。“人们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就达成了协议:哪类事儿应该怎样解决最好,这就是习惯,立下个规矩,就成了法律!这就好比小孩子玩游戏,事先得说好游戏的规则。那个规则就是法律。”
“那官员呢?”
“官员就是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专门破坏法律。”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就是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他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一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

《悲喜同源》

《锵锵行天下》第三季里采访了陈其钢老师推荐了这本书

陈其钢老师也上过《圆桌派》第七季

经常自问,家庭对我那种“放任”式的教育,为什么没有将我变成一个骄横跋扈、好吃懒做、任性无礼的人,而无论在我那个时代还是现时生活中却随处可见由于父母的放任骄纵而培育出的“熊孩子”?我姐姐作为旁观者,给了我她的答案:
父母(包括大娘),都是地地道道的正派人,不会耍心眼、跟风、窝里斗,不会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更不会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些看起来理所应当的做人原则,在现实中却是少见的。我们家庭的“和谐”也是百里挑一,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子女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治,无论社会上多么“风雨交加”,内部都没有发生过剧烈冲突。加上母亲那份少见的爱心——她是我所了解的母亲当中最具爱心、最为无私、对子女最有培养意愿的母亲(我指的是对自己孩子的无私)。说这话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父母的“对孩子好”是带有个人目的的或强加于人的(父母认为某门知识对孩子好,孩子就必须学;父母认为这个对象好,孩子就必须嫁1娶;父母认为这个职业好,孩子就必须选;父母认为义务劳动光荣,孩子就必须干⋯⋯)。不少家长望子成龙,或者养儿为防老,有求于孩子。而我们的父母当中没有哪一个、在任何时候对我们提出过“为他们做什么”的要求,一辈子都没有!
特别重要的是,父母在孩子面前那种少见的不以“老子”自居的宽容、开放的态度,这使你能在完全自由的空气下长大。作为一个淘气的男孩,从小到大没挨过几次打,甚至很少挨骂。而放眼那时的中国,在父母的巴掌拳头棍棒鞋底笤帚铁铲之下长大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即便我们周围那些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孩子,有几个不是见父母如同耗子见了猫,甚至越是高级干部的孩子在父母面前表现得越夙,我们家楼上隔三岔五就能听到一场哭爹叫娘的大战或骂战,有些孩子简直被当作家里的勤杂工。相比之下,父亲带着我们玩音乐玩戏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仅是娱乐而已,那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与专业,正因如此这些“教育”不会造成心灵的痛苦和挣扎,无形之中对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家的另一特点是,没有说教。父母从来不会将你叫到跟前立正站好一通数落,就连坐着说教也没有过一分钟。父亲母亲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但从不将这些东西作为经验或资本“传授”给我们,绝不像很多老人那样,将自己的“光辉历史”在饭桌上说了一百遍还没完没了,像第一次一样滔滔不绝。更不会对我们谆谆教导,让我们应该怎样或必须怎样才能怎样⋯⋯

按照北京分配工作的原则,“近分坠(夫妻一方已经在北京工作),远分对(夫妻双方都还没有工作),不远不近分光棍(单身汉)”。

出国以后,发现梅西安国际影响如此之大,却只是一个自由作曲家,这个现象在学术学习之余,引发我的思考。西方大知识分子安心于各自的学问,或者做老师,或者做研究,或者做自由创作人,而自得其乐,不热衷于名利权势,让我由衷地佩服。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事业取向问题,它显示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问题。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国没有,在中国要证明一个知识分子的水平时,挂在嘴上的往往是头衔和知名度。只有“主席”“院长”“主任”“委员”“获奖者”才是好作家,如果能在国外获奖就更加不得了。否则,学问和思想水准似乎得不到证明。中国历代文人均如此,很少有不是官员的。以至于在一个学术单位,争头衔和位置比做学问重要。现在老一辈相继过去,当下的社会风气影响着每一个人,为了生计,为了影响,为了证明自己,人们争着上位,金钱和权力对人的诱惑正在超过其他一切。

至于“作曲家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不是我专门向梅西安提的问题,只是上课中间偶然涉及,但他的说法让我终生难忘。他说:“如果有一天,听到一首作品,不需别人提示就知道是你的作品,你作为一个作曲家就成功了。”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古今中外除了那些真正的大师之外,有几位作曲家做得到呢?做到这一点,需要作曲家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语言风格、专属于他的技术手段,从始至终的坚持和不妥协,最终也是最难的,代表一个流派甚至一个时代!除此之外,他还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这一点看似与风格无关,但是,如果只有一两首作品,形不成完整的风格,更不可能代表一个时代。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李白、杜甫、苏东坡就属于这种大家,无论性格、风格、技巧还是数量都堪称一流。

通过反复思考、交流,我越来越清楚地认为,夫妻之间的互相尊重,不仅应该体现在言语之间,也应该体现在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人格方面。如何解放婚姻在道德方面的束缚,让家庭属于成员的同时,又不丧失每个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难题,但我相信事在人,别人解决不了,不一定我们解决不了。
如果以法律的方式将婚姻确定契约关系,双方的责任义务必定是相对固化的。而如果将婚姻关系看作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人与人最佳的关系肯定不是所属关系,而是独立自主互助合作的关系,需要换一种眼光、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思维来看待家庭,将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提到高于法律契约关系之上来对待。人在成为丈夫或妻子之前,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他/她不隶属妻子或丈夫,而属于自己,不因为婚姻而丧失人的主权,他/她的所作所为应当不受对方限制,这时他们在回家的时候是轻松的,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家庭建设,这样的家庭关系可能比契约关系更和谐。至于他/她在外面的所作所是否需要知会对方,可以由双方共同约定,以避免造成的伤害。如果一个家庭只能进不能出,那就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牢笼。
不少法国知识界人士,夫妻见面是要约会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萨特和波伏娃,他们共同约定双方都有各自的行为自由,但是保持互相之间的坦诚和透明。尽管始终做到坦诚相待并不容易,但他们努力了,也基本做到了。我希望我有这样一个家庭,尽管那时我的观念还很模糊,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做到。

连着输液三天不能动,在病房里没有朋友,没有电话,不能上网,生活忽然变得单纯,似乎回到了它的原本。除了求生这最基本的目标,其他一切都离你而去。你不再会在看书或做事的时候想到要给谁打个电话,不会担心有人通过电话传真或Email来干扰,也不会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一个备忘录提醒自己那些还未解决或希望解决的问题。平时看起来重要的事情,在此时此地,都失去了价值。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和阅读,静下心来不受任何干扰地向生活本身学习。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真是好,因了身体的缘故放弃了一切平时认为重要的事情之后明白了,其实人生没有哪件事是不可以放弃的,在可上可下时选择下,可进可退时选择退,可要可不要时选择不要,可说可不说时选择不说,可做可不做时选择不做,等等,应当是每一个人经常可以择取的态度,其结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反而常常会感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愉悦。尘世间,特别是流行的美国通俗心理学那一套永远应当争强好胜积极进取、老子永远天下第一的哲学,有时是相当害人的。

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信其他的,就此一遭,没有来世。我最害怕的不是死本身,而是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在继续,但生命已经离开了你的掌控,人生的尊严和乐趣荡然无存。像父亲最后卧床那个样子,他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没有知觉,但是活着的人还要认认真真照顾他,这很无奈,但是如果我碰到了又能怎样呢?谁也不会杀了我,还要花钱花时间,消耗心里储存的记忆和感情。我自己没有能力站起来,没有能力说话,但我还活着,这是不舒服的。如果还有疼痛,那就更不舒服。疼痛就要吃止疼药,吃了止疼药又会有更不舒服的地方,有时比疼痛带来的并不轻松多少,消化系统紊乱,甚至造成肠梗阻,对于重病患者,肠梗阻之后又不能开刀,最后大小便全部都没有了,这种痛苦是非人的。现代医学能做到的有限,这种时候,既不能让他活,又不能让他死。想到这些,真宁可一跤摔死。

我在工作坊的交流中,说到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关系。很多人在小环境中投身于一个看似伟大的事业,之所以看似伟大,是因这个事业赖以存在的环境很小。人们的精神投人,一旦开始,本能地赋予这个投人以意义。没有人会承认已经做的事业是没有意义的,就如同战争,天下无义战,但没有哪一位战争发动者承认自己的战争是无意义的,甚至在失败得一塌糊涂之后也不会承认。西方列强到处掠夺,却永远自诩为正义的化身。艺术同理,20世纪后半叶的先锋艺术潮流,始作俑者怎么会承认那数不胜数的皇帝的新衣?“那是革命性的创新,代表了时代也代表了将来。”他们讲这个故事,一方面为了安抚别人,另一方面,更主要是在今天这个时髦已过的时代安慰自己。人们只要投人了一块砖,就有一块砖在他心里的价值,两块砖有两块砖的价值。投入士块砖,就再也不可能否定自己了。投人一块砖都不明白,投入十块砖后,就更不可能明白了,还会投入一百块、一千块砖,除非最后“大厦”倾倒。这是人类的悲哀。

人体自身的味道自己闻不到,就像你身上抹了香水,自己闻不到,别人能闻到一样。如果大家坐在一辆封闭的车里,新进来一个人,他身上可能有香味,可能有臭味,但是自己不会知道,所有人都闻到了,但都不说(特别如果是臭味的话),如果这个人自己知道的话,一定会不好意思。这就像一个人身上的缺点,自己不容易知道,无论是香的还是臭的。

张可驹:如你所说的,时代影响个人,这样的影响又随时间渐渐显明。查尔斯•罗森在《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挑战性的观点,他认为真正可以称为某个时代的风格,其实只存在于少数个体身上。在那本书的环境里,就是古典风格,只存在于海顿、贝多芬他们身上,而其他人,包括迪特斯多夫、瓦根赛尔等,他仅仅称之为“无名氏风格”。请问你怎么看待“伟大的个体”与他们整个时代风格的一种关联?
陈其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音乐中是和美术很像的。我们在谈风格的时候,谈音乐史、美术史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能谈人。它是由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构成的,而不是由一群乌合之众构成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人,代表这个时代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人,永远都是这样。不是一群人,一群在那儿寻找的人,或是一群捣乱的人,多数是在捣乱。多数人,我们将其统称为庸众,庸众只用过去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听到和看到的所有的事物,而不是用创造的眼光去看待发生的事情。在艺术史上,自从有了艺术批评之后,有多少批评是支持那些真正有质量的艺术家的?太少了,太少了,几乎都是批评。当你引领时代的时候,一定是很多人一起打上来。让这些人(创作者),经过各种各样的炼狱,或者被打倒,或者更坚强。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小说家,也算是一位哲学家。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绝大多数人就是在欺负那些天才。这些天才必须忍受这些,而天才们在四五十年后,证明他们是对的的时候,又有一帮庸众去维护他、保护他,去打击新产生的代表时代的人。艺术的发展永远是这样,一个大师出来了,一帮人跟上去,不允许其他人与大师不一样,要用大师的标准去衡量其他一切。而另外一个人已经出来了,人们都不注意。所以我说,艺术史的发展永远是一个人、一个人。可到了20世纪后半叶,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时代在改变,艺术发展到先前的时代,还处在摸索、积累、模仿、探索的过程中,因此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可到了某个时间,突然“哗”的一下散掉了,有人说,没什么可摸索的了,都摸索完了,有调性的音乐被穷尽了,现在必须和过去彻底决裂。这个时候开始出了问题,这样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各色各样的投机分子,才出现那些离经叛道的人,什么《4分33秒》,用各种各样的观念来代替音乐本体,试图寻找一个新的出路,可是出路一直没找到。

《蒙马特遗书》

邱妙津自杀于1995年,遗书中透露着强势的性格和悲伤的情感。

蒋勋在《生活十讲》里有提到过这本书

想激烈地做爱
想你把我啃碎
想你吃掉我理智的脑袋

很难向此间的作者说明:《蒙马特遗书》在台湾,几乎已是女同志人人必读的经典,甚至可能几个世代(至今二十年了)拉子圈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