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三条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必须随时牵挂于怀的。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不得不受这三条事实的制约，他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这些事实所造成的。由于这些事实无所不在地缠绕着人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回答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体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个人理解。
这三个事实之一是：我们人类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讨生活。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种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并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我们四周还有其他人，只要我们活着，就必然要和他们发生联系。
人类同时还被另一种事实所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体和人类集体生命的存续都必须依赖于这一事实。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所做出的反应，都清楚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
意义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我们则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
我们认为肉体和心灵二者都是生活的表现，它们都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也开始以整体的概念来了解其相互关系。
人类对其环境所做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其肉体所做的各种动作的结果。
每一种情绪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到身体上，每个人也都会将他的情绪表现在某种可见的形式中，也许是他身体的姿势或态度，也许是他脸部的表情，也许是他的腿或膝盖的颤抖。
生活方式和与其对应的情绪倾向，会不停地对身体发展施加影响。
自卑感表现的方式有千万种，也许我能够用三个孩子初次被带到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子笼前面时，一个孩子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抖动的声音说道：“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不能向它吐口水？”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到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却都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样式，用自己的方法表现出他的感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
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
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情绪便是自卑情绪。
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极具弹性的，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受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便无路可走了。”
我们不打算轻率地刻画出任何对优越感的特殊追求，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目标中却发现了一种共同因素——想要成为神的努力。
当我们听到撒谎的案件，我们必须看当事人是否有严厉的父母。除非实情被认为富有危险性，否则谎言便毫无意义。
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
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复地用这个故事来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于自己的目标，并按照过去的经验，准备用已经试验过的行为样式来应付未来。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人们如何利用记忆来调整情绪。如果一个人遭遇挫折，感到沮丧，他会回想起过去失败的例子。假如他忧郁成性，他的所有记忆都会带有忧郁的色彩。假如他愉悦而富有勇气，他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记忆，他回想起的故事都是愉快的，它们能使他的乐观主义更为坚定。同样地，如果他觉得自己面临着难题，他会唤起各种记忆来帮助他调适好准备应付问题的心境。
记忆的正确与否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代表了个人的判断：“早在儿童时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或：“在儿童时代，我便已经发现世界是这个样子了。”
人们经常相信左右是互相对立的，男女、冷热、光暗、强弱也是互相对立的。但是，从科学的立场看来，它们不是互相对立的事物，而是同一件东西的变异。它们是依照某种理想的假定排列而成的量表上的不同程度。
梦只是引起这些感觉的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梦的目标是它所留下来的感觉。
只有在还没想出我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只有即使在睡眠中现实也不断压迫着我们，并向我们提出种种难题时，我们才会做梦。梦的工作就是应付我们面临的难题，并提供解决之道。
梦的目的是在支持生活的样式，并引起适合于生活样式的感觉。但是，生活样式为什么需要支持呢？有什么东西会侵袭它？能够攻击它的，只有现实和常识。因此，梦的目的就是支持生活样式抵制常识的要求。这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灵感。如果个人面临着一个他不希望用常识来解决的问题，他便能够用梦所引起的感觉来坚定他的态度。
经验使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无法与人交往，很可能是因为她希望驾驭别人，事实上，她只对自己有兴趣，她的目标在于表现她个人的优越感。
许多研究都指出：母亲保护儿子的倾向，比其他的各种倾向都更为强烈。在动物之间（例如在老鼠和猿猴之间），母道的驱动力已经被证实比性或饥饿的驱动力更强。如果它必须在上述几种驱动力之中选择一种，最占优势的必定是母道的驱动力。这种力量的基础并不是性，它出自合作的目标。母亲常常觉得她的儿子是她自身的一部分。通过她的儿子，她才和生活的整体紧密联系，她才觉得自己是生与死的主宰。在每位母亲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发现到一种感觉，母亲认为经由她的儿子，她已经完成了一件作品。我们几乎可以说：她觉得她是像上帝一样的——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活着的生命。
要让一个人屈居于他人之下而不心存怨恨，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懒惰是野心再加上勇气丧失所得出的结果，野心高得使人看不出有实现的希望时，自然会令人心灰意冷。
经常有人问我，“你认为家庭中孩子的年龄最好应相差多少？”“孩子们是应该紧接着出生，还是应该间隔较长的时间？”依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最理想的间隔是大约三年。在三岁之龄，假如较小的孩子出生了，他也能表现出合作行为。他的智力已经足以了解，在家庭中可以不只有一个孩子。假如他只有一岁半或两岁，我们无法和他讨论，他也无法了解我们的道理，因此我们不能让他准备即将到来的事情。
人类都在追求想要成为征服者，想要超越并压垮别人的目标。这种目标是早年训练的结果，也是觉得自己在家庭中未曾受到平等待遇的儿童努力奋斗、拼命竞争的结果。
青春期有许多种行为都是出自想表现独立性、和成人平等、男子气概或女人作风等等的欲望。这些表现的方向决定于儿童对“成长”的意义抱有何种看法。假如“成长”的意思是指不受控制，孩子就会开始反抗各种拘束。
犯罪是从生活问题面前逃离掉的简捷方法之一，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之前。
每一种神经病的病征，都是不必降低个人的优越感而拒绝解决生活问题的借口。神经病征出现在个人面临社会性的问题，而又不准备以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式来解决它的时候。
没有哪一个人是可以完全合作或具有完全的社会感觉的，罪犯的失败只是程度较深的共同失败而已。
我们都努力着，想要在未来实现一个目标，实现了它，我们将会觉得自己强壮、优越、完美。杜威(Dewey)教授把这种倾向称为对安全的追求，这是非常正确的。还有人称之为对自我保全(self-preservation)的追求。但是，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我们在人类身上总可以发现这条巨大的活动线——挣扎着要由卑下的地位升至优越的地位，由失败到胜利，由下到上。它从最早的儿童时期便已经开始，一直持续至生命的终止。
罪犯对别人都不感兴趣，他们只有有限的合作能力，超过这个限度时，他便开始犯罪。
个体心理学告诉我们，生活的问题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友谊问题。
第二类问题是包括与职业有关的各种问题。
第三类问题包括了所有的爱情问题。
罪犯可以被区分成两种类型。有一种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的同胞之爱，对它也完全没有经验。
另一种类型是被宠坏的孩子。
容易产生特别困难的三类儿童，第一是身体有缺陷的儿童，第二是被宠坏的儿童，第三是受到忽视的儿童。
当我主张要合作并培养对别人的兴趣时，总会听到这一类的说法：“可是别人对我并没有兴趣呀！”我的回答是：“反正一定要有人先开头的。如果别人不肯合作，那并不是你的事。我的看法是由你自己先开头，不必管别人合作不合作！
我们应该设法使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获得职业。这是降低社会生活的要求以使大部分人类不致丧失最后合作能力的唯一办法。
束缚人类的三条系带构成了人类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职业问题，第二个是与他人相处及合作问题，第三个是两性关系问题。
只有对人类的共同福利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人们才称之为天才。
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金钱的价值，孩子们会只凭收入的多寡来看待职业的问题。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因为这种孩子所遵循的不是他能贡献于人类的某种兴趣。
各种不同的宗教都以自己的方式鼓吹着合作。站在我的观点，任何人类的努力，只要是以合作为最高目标的，我都完全赞同。
所有的运动都只应以它们能否增加我们对同类的兴趣来判断其价值。
忧郁症是对别人长期的愤怒和责备，由于想要获得别人的照顾、同情和支持，病人只好为他自己的罪过表现得垂头丧气、痛心疾首。
如果他觉得别人都充满敌意，如果他觉得四周都是敌人，自己不得不采取防卫手段，那么我们就无法期待他会和别人结成朋友，而且他自己也不会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如果他觉得别人都应该当他的奴隶，他就不会希望对别人有所贡献，而只想统驭他们。如果他只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及自己身体的舒适与否，他就会使自己退出社会。
要完全解决这种两个人的合作问题，每一个配偶都应该关心对方更甚于关心自己。这是爱情和婚姻成功的唯一基础。
我们的审美情绪一直都是以健康的感觉和人类的进步为基础的。我们所有的功能，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遵循这个方向而形成的。我们无法逃避它。被我们认为美丽的东西，都是看起来似乎能永垂不朽的东西，以及对人类的利益和人类的未来有用的东西；它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朝此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不断驱策着我们前进的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