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中“进化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闲聊八卦。”这一观点感觉是从邓巴教授20年前写的这本书中来的。
这本书编辑好像有点问题：没有对应表格，引用图的页数也不对。
一百年来，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语言学（其关注点主要在语法结构上）、社会语言学（主要关注性别与社会阶层对我们词汇使用和发音的影响）和神经语言学（主要关注大脑结构如何让我们说话与理解语言）。
瑞典生物学家马格纳斯•奎斯特（Magnus Enquist）和奧托 •雷马尔（Ouo Leimar）曾指出，任何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都面临被投机取巧的搭便车者利用的风险，它们从你身上获得好处，承诺日后会回报你，但实际它们并不会那样做。两位生物学家曾计算过，群体规模越大、越松散，这种占便宜的计谋就越容易得逞。
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家查尔斯•霍凱特（Charles Hockeu）提出18条定义真正语言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4条如下：
（1）真正的口头语言具有指称性（声音可以指代物体）；
（2）真正的口头语言具有句法性（语言有语法结构）；
（3）真正的口头语言具有非象形性（词语与所指称的物体没有相似性，除了拟声词，如“哞哞”模仿牛的叫声）；
（4） 真正的口头语言具有可习得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直到1988年，英国心理学家迪克•伯恩（Dick Byrne）和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n）提出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
在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中，马基雅维利智力（也被称为政治智慧或社会智力）是个体在社会团体中成功参与政治的能力。——一译者注哺乳动物大脑由三部分组成：原始大脑——我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从远古祖先爬行动物那继承下来；中脑和皮层下区域—主要负责感觉统和及机械运动；皮质——脑部外层区域，是哺乳动物所特有的。
我们整理了群体中所有成年成员梳毛频率的文献资料，并提取了24个物种的数据。我们先计算出梳毛圈子的平均规模，即经常在一起梳毛的动物的数量。接着我们将得到的数据与新皮层面积和整个群体规模关系制成图表。正如我们所料，梳毛圈的平均规模与以上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群体规模越大，动物难免会遭欺负，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它们便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梳毛圈子。似乎这就是大脑计算能力增强的主要原因，以确保灵长类动物形成长期、紧密的联盟。社会学也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原则，社会群体规模一旦超出150～200人这个区间，其结构等级就会越来越分明。小型社会群体一般没有这样的结构等级，全凭个人关系推动社会交往。群体规模越大，要管理的人越多，就越需要层级结构，例如，要有负责指挥的领导，要有确保遵守社会规则的警察。这同样也是现代商业机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人数少于150人的公司组织相对松散，员工只需要私下交流，确保信息有效沟通即可。但是，大型公司就需要正式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人员，确保每位员工都能清楚自己负责什么，向谁汇报工作。
想要估算这样一个朋友圈的规模并非易事，但“六度人脉”实验却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项实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实验结果发现，一般只需要6个步骤便可以通过个人的人脉关系联系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假设有150个人认识另外150个人，通过6个步骤，你就能联系到150的6次方个人，相当于10万亿人。这可比现在整个地球人口还多得多。当然，大多数人的朋友圈是有重叠的，因此在完成这六步之后可以联系到的人要远远少于这一数字。即便如此，假如一个人的朋友圈有150个朋友，那么两个朋友圈之间不重叠的人数只要有32人，就能联系到所有人。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自然的等级体系：你有你的心理状态（对某件事的看法），我可以针对你的心理状态形成自己的心理状态（对一种看法的想法），如果你的心理状态正在思考我的心理状态，那我们便可以说“我知道你认我相信某事是这样的”。现在这种等级体系通常被称为意向层级（orders of intensionality）。这样一来，便大致上有了下面的层级划分。
电脑等机器属于零级意向，它们无法感知自己的心理状态。可能人类在昏迷时也处于零级意向状态，大部分昆虫及其他无脊椎动物也属于这一级别。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问世以来，我们就有了一级意向状态（我认为某事是这样的）。此后，我们开始陷人这种无穷无尽的回问：我认为你认为某事怎样（二级意向）；我认为你认为我认为某事是怎样的（三级意向）；我认为你认为我认为你认为某事是怎样的（四级意向）；以此类推还能继续说下去。显然，层级较高的意向常常被称为“读心”。自闭症患者做不到这一点。患有轻度阿斯伯格征的人往往能够设法应对各种社会情境，因而能够通过错误信念测试，但他们却无法像我们一样去解读别人的心思。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心理学家弗朗西斯卡•哈佩（Francesca Happe）所谓的“破解它”（Hackingit）。换言换言之，他们像正常智力的人一样聪明，能够总结出规律，这样他们十有八九能凭经验在社交场合做出正确的决定。
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类行为特点：个体渴望臣服于另一个体的个人意志这种强烈的意愿。人群效应正是最怪异吓人的人类行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发现“风险转移”现象：假如让一个人发表意见或做稍微极端的事（如支持死刑），其观点一般较为温和。但若先让他参与集体讨论，结果必然更极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西兰昆虫学家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当时是伦敦帝国学院一名年轻的硕士，现任牛津大学教授）指出，个体可通过两个途径确保基因传给下一代：通过自身繁殖或帮助携带同一基因的亲属成功繁殖。
鉴于协助亲属繁殖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失去自身的繁殖机会）比亲属的得益小（亲属关系密切，代价可忽略不计），因此出手相助是值得的。进化生物学家将之称为汉密尔顿法则，即明确指出动物群体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利他行为。汉密尔顿法则又称为亲缘选择，利他行为的传播背后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达尔文提出的进化机制，但亲缘选择对大部分生物而言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本书的核心论点围绕四大关键点：（1）灵长类动物的群体规模受限于该物种的新皮层面积；（2）由于类似的原因，人类的社交网络规模的上限约为150人；（3）灵长类社交梳毛的时间直接关系群体规模，因此梳毛对维系团体至关重要；（4）人类语言进化是为了替代社交梳毛，因为庞大群体中的梳毛需求多得让人无暇顾及，语言进化可以节省时间，让人更有效地运用时间进行社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