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作者的注释，好严谨。
翻译像机翻，都是长句，太难懂了。
特别是由陈兼翻译第一至第五章，后面由刘昶翻译第六至第十章还比较流畅。
最后一篇《《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是两个译者对全书的总结，非常好。
北京人很久以来便习惯于将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这种叫法便是来自于“募化”一词——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讨活动。
纽伦堡悖论：某些罪行是如此不人道，以至于人间已无合适的手段能对之予以惩罚了；但这些罪行仍须受到惩罚。
我所指的“妖术”，在这些记述中，便是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这也是我对“妖术”的一般定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术士”就是那些据称拥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化力量的人，包括认识上的强化力量（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尤其是能够预言未来），遥控事物的强化力量（能够穿越空间移动物体），驾驭生死的强化力量（能够操纵生命，或将之从活着的生灵那里取走，或将之赋予没有生命的事物）。这些力量一般被称之为“术”，这意味着我们应把它们视为“妖术”(sorcery)，而不是“巫术”(witchcraft)。根据伊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的区分，有关“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
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对一个长官来说，宽大意味着对部属个人需要的关切。虽然长官会因此而得到部属效忠的实际回报，但他的象征性收获却是由此而能建立起某种个人形象。每当长官对属下严加斥责、把属下当作官僚机器中一颗错置的齿轮而非血肉之躯时，他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司的尊严和属下的前程都会受到损害。
当然，在弘历看来，当这样的宽大来自于制度的顶端即出自于他本人时，那就是完全恰当的了。确实，在官僚的实践中这或许可视为一条规律，即每一个官员都试图给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宽厚品格的名声，而要求他的属下严格遵守制度。对考评官来说，报告属下的错误是一种危险，不报告同样也是一种危险。
职位越高，其任命程序受常规掣肘也就越少，这是所有官僚体系的一个共通原则。
官员的职位越高，他的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直接受到君主个人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是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在形式上，他们仍然受到行政处分则例的制约，君主可以据此将他们交吏部议处。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又受到了君主的直接注意——他可以通过用繁琐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关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
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清朝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
官僚君主制下的一个行为者可以塑造“事件”，可以重新对“事件”作出界定，甚至可以制造“事件”，从而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记得我去取复印材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我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的只是一句平常话，他所担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能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
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可永久享有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地予以构建、维护及加强的。这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多，而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国家/政权/统治者同社会/臣民/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处在变动之中的关系。所谓“合法性”，其实便是后者对于前者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意义上存在着心悦诚服的“内在接受”。
黄仁宇所要界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不相容之处，而孔飞力所要追索的，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