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的是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
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
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携”。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
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
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