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行天下》第三季里采访了陈其钢老师推荐了这本书
陈其钢老师也上过《圆桌派》第七季
经常自问，家庭对我那种“放任”式的教育，为什么没有将我变成一个骄横跋扈、好吃懒做、任性无礼的人，而无论在我那个时代还是现时生活中却随处可见由于父母的放任骄纵而培育出的“熊孩子”？我姐姐作为旁观者，给了我她的答案：
父母（包括大娘），都是地地道道的正派人，不会耍心眼、跟风、窝里斗，不会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更不会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些看起来理所应当的做人原则，在现实中却是少见的。我们家庭的“和谐”也是百里挑一，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子女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治，无论社会上多么“风雨交加”，内部都没有发生过剧烈冲突。加上母亲那份少见的爱心——她是我所了解的母亲当中最具爱心、最为无私、对子女最有培养意愿的母亲（我指的是对自己孩子的无私）。说这话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父母的“对孩子好”是带有个人目的的或强加于人的（父母认为某门知识对孩子好，孩子就必须学；父母认为这个对象好，孩子就必须嫁1娶；父母认为这个职业好，孩子就必须选；父母认为义务劳动光荣，孩子就必须干⋯⋯）。不少家长望子成龙，或者养儿为防老，有求于孩子。而我们的父母当中没有哪一个、在任何时候对我们提出过“为他们做什么”的要求，一辈子都没有！
特别重要的是，父母在孩子面前那种少见的不以“老子”自居的宽容、开放的态度，这使你能在完全自由的空气下长大。作为一个淘气的男孩，从小到大没挨过几次打，甚至很少挨骂。而放眼那时的中国，在父母的巴掌拳头棍棒鞋底笤帚铁铲之下长大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即便我们周围那些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孩子，有几个不是见父母如同耗子见了猫，甚至越是高级干部的孩子在父母面前表现得越夙，我们家楼上隔三岔五就能听到一场哭爹叫娘的大战或骂战，有些孩子简直被当作家里的勤杂工。相比之下，父亲带着我们玩音乐玩戏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仅是娱乐而已，那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与专业，正因如此这些“教育”不会造成心灵的痛苦和挣扎，无形之中对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家的另一特点是，没有说教。父母从来不会将你叫到跟前立正站好一通数落，就连坐着说教也没有过一分钟。父亲母亲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但从不将这些东西作为经验或资本“传授”给我们，绝不像很多老人那样，将自己的“光辉历史”在饭桌上说了一百遍还没完没了，像第一次一样滔滔不绝。更不会对我们谆谆教导，让我们应该怎样或必须怎样才能怎样⋯⋯
按照北京分配工作的原则，“近分坠（夫妻一方已经在北京工作），远分对（夫妻双方都还没有工作），不远不近分光棍（单身汉）”。
出国以后，发现梅西安国际影响如此之大，却只是一个自由作曲家，这个现象在学术学习之余，引发我的思考。西方大知识分子安心于各自的学问，或者做老师，或者做研究，或者做自由创作人，而自得其乐，不热衷于名利权势，让我由衷地佩服。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事业取向问题，它显示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问题。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国没有，在中国要证明一个知识分子的水平时，挂在嘴上的往往是头衔和知名度。只有“主席”“院长”“主任”“委员”“获奖者”才是好作家，如果能在国外获奖就更加不得了。否则，学问和思想水准似乎得不到证明。中国历代文人均如此，很少有不是官员的。以至于在一个学术单位，争头衔和位置比做学问重要。现在老一辈相继过去，当下的社会风气影响着每一个人，为了生计，为了影响，为了证明自己，人们争着上位，金钱和权力对人的诱惑正在超过其他一切。
至于“作曲家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不是我专门向梅西安提的问题，只是上课中间偶然涉及，但他的说法让我终生难忘。他说：“如果有一天，听到一首作品，不需别人提示就知道是你的作品，你作为一个作曲家就成功了。”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古今中外除了那些真正的大师之外，有几位作曲家做得到呢？做到这一点，需要作曲家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语言风格、专属于他的技术手段，从始至终的坚持和不妥协，最终也是最难的，代表一个流派甚至一个时代！除此之外，他还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这一点看似与风格无关，但是，如果只有一两首作品，形不成完整的风格，更不可能代表一个时代。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李白、杜甫、苏东坡就属于这种大家，无论性格、风格、技巧还是数量都堪称一流。
通过反复思考、交流，我越来越清楚地认为，夫妻之间的互相尊重，不仅应该体现在言语之间，也应该体现在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人格方面。如何解放婚姻在道德方面的束缚，让家庭属于成员的同时，又不丧失每个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难题，但我相信事在人，别人解决不了，不一定我们解决不了。
如果以法律的方式将婚姻确定契约关系，双方的责任义务必定是相对固化的。而如果将婚姻关系看作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人与人最佳的关系肯定不是所属关系，而是独立自主互助合作的关系，需要换一种眼光、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思维来看待家庭，将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提到高于法律契约关系之上来对待。人在成为丈夫或妻子之前，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他/她不隶属妻子或丈夫，而属于自己，不因为婚姻而丧失人的主权，他/她的所作所为应当不受对方限制，这时他们在回家的时候是轻松的，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家庭建设，这样的家庭关系可能比契约关系更和谐。至于他/她在外面的所作所是否需要知会对方，可以由双方共同约定，以避免造成的伤害。如果一个家庭只能进不能出，那就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牢笼。
不少法国知识界人士，夫妻见面是要约会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萨特和波伏娃，他们共同约定双方都有各自的行为自由，但是保持互相之间的坦诚和透明。尽管始终做到坦诚相待并不容易，但他们努力了，也基本做到了。我希望我有这样一个家庭，尽管那时我的观念还很模糊，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做到。
连着输液三天不能动，在病房里没有朋友，没有电话，不能上网，生活忽然变得单纯，似乎回到了它的原本。除了求生这最基本的目标，其他一切都离你而去。你不再会在看书或做事的时候想到要给谁打个电话，不会担心有人通过电话传真或Email来干扰，也不会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一个备忘录提醒自己那些还未解决或希望解决的问题。平时看起来重要的事情，在此时此地，都失去了价值。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和阅读，静下心来不受任何干扰地向生活本身学习。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真是好，因了身体的缘故放弃了一切平时认为重要的事情之后明白了，其实人生没有哪件事是不可以放弃的，在可上可下时选择下，可进可退时选择退，可要可不要时选择不要，可说可不说时选择不说，可做可不做时选择不做，等等，应当是每一个人经常可以择取的态度，其结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反而常常会感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愉悦。尘世间，特别是流行的美国通俗心理学那一套永远应当争强好胜积极进取、老子永远天下第一的哲学，有时是相当害人的。
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信其他的，就此一遭，没有来世。我最害怕的不是死本身，而是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在继续，但生命已经离开了你的掌控，人生的尊严和乐趣荡然无存。像父亲最后卧床那个样子，他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没有知觉，但是活着的人还要认认真真照顾他，这很无奈，但是如果我碰到了又能怎样呢？谁也不会杀了我，还要花钱花时间，消耗心里储存的记忆和感情。我自己没有能力站起来，没有能力说话，但我还活着，这是不舒服的。如果还有疼痛，那就更不舒服。疼痛就要吃止疼药，吃了止疼药又会有更不舒服的地方，有时比疼痛带来的并不轻松多少，消化系统紊乱，甚至造成肠梗阻，对于重病患者，肠梗阻之后又不能开刀，最后大小便全部都没有了，这种痛苦是非人的。现代医学能做到的有限，这种时候，既不能让他活，又不能让他死。想到这些，真宁可一跤摔死。
我在工作坊的交流中，说到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关系。很多人在小环境中投身于一个看似伟大的事业，之所以看似伟大，是因这个事业赖以存在的环境很小。人们的精神投人，一旦开始，本能地赋予这个投人以意义。没有人会承认已经做的事业是没有意义的，就如同战争，天下无义战，但没有哪一位战争发动者承认自己的战争是无意义的，甚至在失败得一塌糊涂之后也不会承认。西方列强到处掠夺，却永远自诩为正义的化身。艺术同理，20世纪后半叶的先锋艺术潮流，始作俑者怎么会承认那数不胜数的皇帝的新衣？“那是革命性的创新，代表了时代也代表了将来。”他们讲这个故事，一方面为了安抚别人，另一方面，更主要是在今天这个时髦已过的时代安慰自己。人们只要投人了一块砖，就有一块砖在他心里的价值，两块砖有两块砖的价值。投入士块砖，就再也不可能否定自己了。投人一块砖都不明白，投入十块砖后，就更不可能明白了，还会投入一百块、一千块砖，除非最后“大厦”倾倒。这是人类的悲哀。
人体自身的味道自己闻不到，就像你身上抹了香水，自己闻不到，别人能闻到一样。如果大家坐在一辆封闭的车里，新进来一个人，他身上可能有香味，可能有臭味，但是自己不会知道，所有人都闻到了，但都不说（特别如果是臭味的话），如果这个人自己知道的话，一定会不好意思。这就像一个人身上的缺点，自己不容易知道，无论是香的还是臭的。
张可驹：如你所说的，时代影响个人，这样的影响又随时间渐渐显明。查尔斯•罗森在《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挑战性的观点，他认为真正可以称为某个时代的风格，其实只存在于少数个体身上。在那本书的环境里，就是古典风格，只存在于海顿、贝多芬他们身上，而其他人，包括迪特斯多夫、瓦根赛尔等，他仅仅称之为“无名氏风格”。请问你怎么看待“伟大的个体”与他们整个时代风格的一种关联？
陈其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音乐中是和美术很像的。我们在谈风格的时候，谈音乐史、美术史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能谈人。它是由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构成的，而不是由一群乌合之众构成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人，代表这个时代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人，永远都是这样。不是一群人，一群在那儿寻找的人，或是一群捣乱的人，多数是在捣乱。多数人，我们将其统称为庸众，庸众只用过去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听到和看到的所有的事物，而不是用创造的眼光去看待发生的事情。在艺术史上，自从有了艺术批评之后，有多少批评是支持那些真正有质量的艺术家的？太少了，太少了，几乎都是批评。当你引领时代的时候，一定是很多人一起打上来。让这些人（创作者），经过各种各样的炼狱，或者被打倒，或者更坚强。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小说家，也算是一位哲学家。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绝大多数人就是在欺负那些天才。这些天才必须忍受这些，而天才们在四五十年后，证明他们是对的的时候，又有一帮庸众去维护他、保护他，去打击新产生的代表时代的人。艺术的发展永远是这样，一个大师出来了，一帮人跟上去，不允许其他人与大师不一样，要用大师的标准去衡量其他一切。而另外一个人已经出来了，人们都不注意。所以我说，艺术史的发展永远是一个人、一个人。可到了20世纪后半叶，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时代在改变，艺术发展到先前的时代，还处在摸索、积累、模仿、探索的过程中，因此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可到了某个时间，突然“哗”的一下散掉了，有人说，没什么可摸索的了，都摸索完了，有调性的音乐被穷尽了，现在必须和过去彻底决裂。这个时候开始出了问题，这样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各色各样的投机分子，才出现那些离经叛道的人，什么《4分33秒》，用各种各样的观念来代替音乐本体，试图寻找一个新的出路，可是出路一直没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