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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学定理也不占用任何空间，也没有能量，因此也只存在于人的心中，所以完全科学的态度就是既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科学，这样你就安全了。然而这样一来，你就没有多少可以相信的了，但是唯有这样才是科学的态度。

在这里，你有两种现实，一种是你当即感受到的艺术表象，另外一种是隐藏其中的科学道理，因为它们互不相融，所以彼此之间没有多少关联。

作者高中就近乎失明，能写出这样的著作，非常了不起。
作者与阿莫斯·特沃斯基（《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搭档）一起做过研究。

何谓自由？自由是有选择的权利，是能为自己创造选择机会的权利。没有选择的可能，人就不能被称为人，而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一件工具、一件物品。——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美国诗人，三次获普利策奖

谈及选择，我们指的是人们控制自身以及所处环境的能力。

虽然我们常说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化学反应、碰撞出爱的火花，双方就很容易相互吸引，但在萧伯纳看来，基于自由恋爱的婚姻是人们在“最为疯狂的转瞬即逝的炙热情感下的非理性结合。人们被要求宣誓，声称仍会保持这种兴奋的、不正常的，甚至是令人身心俱疲的感情状态，直至死亡将两人分开”。事实上，调查研究以及对大脑活动的直接检测表明，90%的结婚时间长达20年的夫妻，当初那种炙热的情感已荡然无存。

在包办婚姻中，幸福的婚姻是以履行对彼此的义务为标准的，而自由恋爱婚姻的主要标准则是相互间感情的深厚和持续性。

文化的影响远超过个人对选择权的理解以及对选择权的渴望。文化决定了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无论是花旗集团还是其他任何一家跨国企业，美国人对于工作环境的描述不仅说明他们认为拥有选择权更好，还因为更多的选择权创造了更多表现自我能力的机会。成功之路在于彰显自己，而由他人做主则不仅会压抑个人表现，也遏制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亚洲人更注重集体利益，因此更倾向于让最有资历的人——更聪明、经验更丰富或是级别更高的人——做出选择。两种选择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更容易滋生利己主义，而后者则易导致惰性。

一个原民主德国人如此精辭地总结了转型前后的对比：“在苏联体制下，你有钱，但没东西可买。现在商品琳琅满目，而你没有钱买。”
这一表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艾瑞克•弗洛姆在其1941年所著的《逃避自由》中所阐述的我们的文化中一种最宝贵的品质。弗洛姆在书中论证道，自由是由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组成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是“逃离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枷锁”，并将其定义为没有外来力量干涉人们追求目标。与这种“逃离式自由”不同，弗洛姆提出了另一种与之相辅的自由，并将其定义为实现自由的能力：“实现式自由”，即实现一定成果并充分发挥自我潜力的自由。“逃离式自由”并不总是伴随着“实现式自由”而存在的，但无论是何种自由，一个人都应该有从选择中获得全部利益的自由。我们允许一个孩子拥有一块曲奇饼干，但前提是孩子应当先设法拿到架子上的饼干盒。
真正的选择要求一个人拥有选择的能力，并且不受外力干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体制向以上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种过于靠拢都将限制人们拥有选择权的机会。同时，两种极端在实践中都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缺少“实现式自由”会导致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人经受贫穷、苦难，当然也会产生富豪。巨大的财富将导致权力的不平衡，会使那些富豪有能力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是改写法律，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进一步现固自己的势力，这也是19世纪晚期对“强盗资本家”进行控诉的原因。另一方面，缺乏“逃离式自由”易使人产生惰性，更少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自己的需求都将被满足。缺乏“逃离式自由”也将遏制创新和进取精神，因为人们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回报。
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相关，同时也对生活中我们支配选择的喜好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认为自己拥有较大控制权的人们倾向于“逃离式自由”，这不仅是因为这种自由为实现个人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自由更为公平：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将得到最大回报，而懒惰的人将无法生存。另一方面，相信人的成功是由命运决定（包括一个人的出生环境）的人，则倾向于“实现式自由”，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更为公平。毕竟，如果再多的努力都不能保证成功，那么一些有价值的人就无法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必需品。

过去，当不同的文化邂逅时，通常的结果是产生文化冲突。每一种文化都试图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并通过修辞手段、经济手段或是军事手段，劝服或者强迫另一种文化同化。每一种文化都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得以保存并发扬，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声称自己是最好的文化、有最好的价值观也不足为奇。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塞缪尔•亨延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即使这一预言变成现实，这种冲突也不会以与此前的文化冲突一样的方式终结。一种文化已经无法完全使另一种文化消亡，也无法建立强大的壁垒来阻挡其他文化的入侵。尊重或是容忍异域文化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发展潮流，尤其是当观念及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时。所以我们似乎处于两难境地：既没有东西要相互分享，又不清楚前进的方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塑造我们今天认为的人人享有自由选择的环境的过程中，工业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教伦理强调节俭，这在人们手头不宽裕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大萧条时期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过“二战”之后，普通工人的收人逐步提高，节俭的观念就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此外，当某种产品供大于求时，生产者就会在包装设计和广告宣传上进行创新以期提高市场需求，于是购买从一种单纯的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表达个性的方式。比如，当你购买了一辆汽车时，你不仅仅在满足自己的出行需求，也在向周围的人宣告你的身份和你关注的重点。

我的“第六感”说破了也就是下面这几条：
（1）人们彼此间比想象的更相像。
（2）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大抵相同。
（3）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以上三条，预言家就可以赌一把，而且常常会猜对。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我们是多么与众不同。“优于平均效应”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大多数人都存在的一种倾向：认为自己工作更勤奋，更会投资赚钱，更会讲故事，对爱人更体贴，对朋友更友善，养育子女更有办法等。很多实验都表明，不管评价什么能力，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承认自己“在平均水平以下”。我们当中90%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智力、能力最出众的那10%的人。至少，我们应该为这种比例数据感到庆幸。这种现象也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乌比冈湖”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加里森•基勒虚构出来的一个小镇，小镇上“所有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长得不错，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我们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乌比冈湖镇光荣的成员。

启发法造成的过失被称“决策偏差”，自从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在他们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中第一次提及“决策偏差”这一概念以来，决策偏差已发展为人们独立研究的一个领域。

我们大脑记忆库里的信息影响着我们所关注事物的类别及其重要性——这又被称“可利用性法则”——并反过来影响我们的个人喜好。假设你决定像圣诞老人一样，为一位你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同事准备一份圣诞礼物。你决定送一条领带给他，但又不确定他喜欢什么颜色。于是，你试图回忆印象中他最常戴的领带的颜色。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合理的方法，但你脑海中浮现的最“可利用”的颜色可能并不是你同事最经常戴的领带的颜色。

抉择之所以艰难，主要是因为我们考虑问题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利弊对比分析……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我经常在一张纸中间画一条线，将其分成左右两栏，一栏写利，另一栏写弊，然后花上三四天进行思考。在思考过程中，我会列出各种情况下的利弊之处，这样我就可以对事物有整体的看法和权衡了。如果我想到了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它们就可以相互抵消；如果我发现一个优点可以抵消两个缺点，我就会将它们一起画掉；如果我发现两个优点可以抵消三个缺点，那么我就会将它们一起画掉……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一种平衡了……我觉得我可以更好地选择，而不是轻率地做出决定。事实上，我就是得益于这一方法，它可以被称为公正代数法。

“纯粹曝光效应”。正如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扎荣茨的研究中所表述的：假如我们在一开始对一个事物或想法抱有积极或中立的态度，那么接触该事物或想法的次数越多，我们就会越喜欢它。1968年，扎荣茨做了一项这样的研究。他向不懂汉字的参与者展示了1~25次汉字，并让这些人猜猜这些汉字的含义。他发现与汉字接触的次数越多，人们所猜的含义越倾向于积极，例如人们会猜“高兴”而不是“马”或“疾病”。面对一个不认识的字，人们看一次和看很多次获得的信息是相同的，因此，这表明人们对待汉字的态度会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而改善。

我们将激活这些自动联想的事物称为“引物”，将其对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潜意识选择的影响称为“引发”。

选项越多，后悔越多。选项多确实会增加做出好选择的潜在好处，但是也会使选择的过程更加艰难。当选项较少时，我们会因为我们的选择而高兴，因为我们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当有无限选项时，我们会认为我们有责任找出最好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就会变成一个双输的局面：如果我们没有全面思考所有选项就轻易地做出决定，我们会为可能错过更好的选项而后悔；如果我们详尽无遗地考虑所有的选项，我们就会付出大量努力，而这些努力并不一定会提升最终选择的质量；一旦我们发现有更好的选项，我们可能觉得不能选择所有选项是遗憾之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这样的困境，比如选择一家餐馆、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或选择工作时都有可能遇到类似的困境。

在进行比较难的决策时，推荐和分类是两种不错的选择。

法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哲学家享利•庞加莱曾说：“发明在于避免构造无用的组合，然后构建无限少数的有用组合。发明就是辨别，就是选择。”我想反转第二句话，并提出一个推论：选择即发明。我的意思是，选择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创造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在创造过程中，如果我们要求越来越多的构建材料，比如越来越多的选择，最终我们可能会得到许多对我们没用的组合，它们本不必如此复杂。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放弃选择，因为我们相信选择可以改变生活，使我们过得更好。另一方面，无论我们的选择和选择的结果为何，我们可以从经验和直觉中感觉某些选项会降低我们的幸福感。当我们必须进行选择且提供给我们的都是不合要求的选项时，确实如此；对于我们必须以“有形的价值”而不是“无形的价值”的角度考虑的情况，更是如此。正如刘易斯•海德在他的《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写的：“‘无形的价值’一词用来形容我们珍视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而‘有形的价值’则是通过与其他事物对比得出的。”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杰克·布雷姆曾将这一情况称为“逆反”，并这样解释：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进行某一行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被消除或存在被消除的危险时，他就会产生心理逆反。心理逆反是一种直接针对被消除的自由或自由被消除的危险建立起来的激发状态。它会增强一个人进行相关行为的欲望……

我们生来便有控制的欲望，而选择是实施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

现代人将选择权视为自由。我们认为选择是自由的实践，其中包括实现自我、“做自己所想”的自由。我们的选择不只是关于我们的所想或者所需，还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因此在做选择时，我们常常会问自己非常困难的问题：“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假如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需要的是什么？如果这是我所需要的，我又该如何选择？”

渐冻症
蔡磊

罗曼 •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中写道：“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关于“自我”，日本著名时装设计师山本耀司说过一句名言，“自我”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我”。

传统意义上的“名医”，本质上来说，其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见过更多的病例，积累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诊断治疗经验。这也是大部分人认为医生越老越值钱的原因。

当你想要动员其他人时，不要一味地表达你需要什么，而是要强调你能为他提供什么——这是我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深切领悟的一个道理。你带给对方价值的多寡，才是决定你能否吸引到资源的关键。大到国际关系、企业合作，小到日常交友谈恋爱，无不如此。

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必须接受有限的失望，但是千万不可失去无限的希望。

尼采说，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路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高了。

新药研发向来有“双十定律”的说法，即一款新药平均需要10年才能开发完成，需要投入的资金达到10亿美元。

相信相信的力量。不是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因为努力，才看到了希望。

看作者的注释，好严谨。

翻译像机翻，都是长句，太难懂了。
特别是由陈兼翻译第一至第五章，后面由刘昶翻译第六至第十章还比较流畅。

最后一篇《《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是两个译者对全书的总结，非常好。

北京人很久以来便习惯于将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这种叫法便是来自于“募化”一词——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讨活动。

纽伦堡悖论：某些罪行是如此不人道，以至于人间已无合适的手段能对之予以惩罚了；但这些罪行仍须受到惩罚。

我所指的“妖术”，在这些记述中，便是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这也是我对“妖术”的一般定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术士”就是那些据称拥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化力量的人，包括认识上的强化力量（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尤其是能够预言未来），遥控事物的强化力量（能够穿越空间移动物体），驾驭生死的强化力量（能够操纵生命，或将之从活着的生灵那里取走，或将之赋予没有生命的事物）。这些力量一般被称之为“术”，这意味着我们应把它们视为“妖术”(sorcery)，而不是“巫术”(witchcraft)。根据伊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的区分，有关“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

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对一个长官来说，宽大意味着对部属个人需要的关切。虽然长官会因此而得到部属效忠的实际回报，但他的象征性收获却是由此而能建立起某种个人形象。每当长官对属下严加斥责、把属下当作官僚机器中一颗错置的齿轮而非血肉之躯时，他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司的尊严和属下的前程都会受到损害。
当然，在弘历看来，当这样的宽大来自于制度的顶端即出自于他本人时，那就是完全恰当的了。确实，在官僚的实践中这或许可视为一条规律，即每一个官员都试图给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宽厚品格的名声，而要求他的属下严格遵守制度。

对考评官来说，报告属下的错误是一种危险，不报告同样也是一种危险。

职位越高，其任命程序受常规掣肘也就越少，这是所有官僚体系的一个共通原则。
官员的职位越高，他的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直接受到君主个人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

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是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在形式上，他们仍然受到行政处分则例的制约，君主可以据此将他们交吏部议处。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又受到了君主的直接注意——他可以通过用繁琐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关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

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清朝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

官僚君主制下的一个行为者可以塑造“事件”，可以重新对“事件”作出界定，甚至可以制造“事件”，从而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记得我去取复印材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我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的只是一句平常话，他所担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能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

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可永久享有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地予以构建、维护及加强的。这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多，而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国家/政权/统治者同社会/臣民/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处在变动之中的关系。所谓“合法性”，其实便是后者对于前者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意义上存在着心悦诚服的“内在接受”。

黄仁宇所要界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不相容之处，而孔飞力所要追索的，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

对人工智能和人类未来有点太悲观了

第五章中《完全控制》和《富农》小节虽然写得是1930年代的苏联，但是和我们太像了。

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

在人类开始讲故事之前，现实只有两个层次：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第一个层次是客观现实，由石头、山脉、小行星这样的事物组成。不管我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些事物都客观存在。举例来说，假设有一颗小行星正在撞向地球，这时候就算根本没人发现，它也依然存在。第二个层次是主观现实，比如痛苦、欢乐、爱等，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存在于外界，只存在于我们心里。这些主观现实存在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觉察感受中。而像“感觉不到的疼痛”这种说法就是矛盾的。
但有些故事能够创造出第三个层次的现实：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以下简称“主体间的现实”）。主观现实（例如痛苦）只存在于个人的心智之中，但主体间的现实（例如法律、神祇、国家、企业和货币）则存在于许多心智形成的联结里。讲得更具体一点，这样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中。这些主体间的现实，并不是指任何已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类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不同于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历史上的大规模身份认同与利益一向都是主体间的现实，而非客观现实。

说到让人们团结起来，相较于真相，虚构的故事在两个方面更有优势。第一，虚构的故事要多简单就可以有多简单，但真相往往很复杂，因为它要呈现现实，而现实是复杂的。以关于国家的真相为例。如果我们所在的国家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实体，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之中，这种概念并不容易理解。政治人物演讲的时候，你大概很少会听到这种说法。民众更容易相信的，是说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造物主也赋予了我们某些特别的使命。从以色列到伊朗，从美国到俄罗斯，这套简单的故事就这样被政治人物讲了又讲、说了又说。
第二，真相常常令人痛苦不安，如果我们想让它别那么令人痛苦，变得比较讨人喜欢，真相也就不再是真相了。相较之下，虚构的故事可塑性更高。每个国家总有些黑历史，是国民不想承认也不想记住的。

采集者知道水果与蘑菇长在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是因为演化让整座森林的组织安排有着一套清晰的生物秩序。果树要进行光合作用，所以需要阳光；蘑菇要摄取死亡有机物的养分，而这些有机物质通常在地上。所以，通常蘑菇生长在土壤层，而水果则会长得高一些。另一个常见的规律是，苹果长在苹果树上，无花果长在无花果树上，所以你如果想找苹果，就该先找到一棵苹果树，然后抬头仰望去找苹果。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人类就学到了这样的生物秩序。
这种秩序和档案库的情况大不相同。文件既然不是生物，就不会遵守任何生物法则，演化也不会替我们做什么组织安排。税务报告不是自己从文件架上长出来的，而是需要有人把报告放到那里。所以，需要有人先提出依架位来分类信息的想法，并决定该把哪些文件放到哪个架上。采集者在森林里只需要找出既有的森林秩序，但档案管理员则需要为这个档案世界设计一套新的秩序。这种秩序就被称为官僚制度。

如果让思想市场完全自由，就可能鼓励传播各种愤怒与煽情，而牺牲掉真理与真相。

改变教会教义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永远不能承认改变了教会教义。

所谓独裁，就是由单一中央信息枢纽决定一切；而所谓民主，则是有不同信息节点持续对话。

所谓民主制度，并不是只要占了多数，就能去消灭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而是指一种对于中央权力有明确限制的制度。

在民主政体中仍然有两类权利受到保护，并不是多数人说了算。第一类就是人权。
第二类重要的权利则是公民权。

按照这种逻辑，到底要怎样分辨某个人算不算是“人民”？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只要支持领袖的，就算是人民。德国政治哲学家扬-威尔纳·穆勒认为，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要判断某人是不是民粹主义者，就看他是否声称只有自己能够代表人民，并声称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国家官僚制度、少数群体甚至多数选民）肯定都是为虚假意识所迷惑，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

极权政权的基础，就是控制一切信息流动，并对所有独立信息渠道保持怀疑。在军官、国家官员或一般公民交换信息的时候，双方可能建立信赖关系，而有了信赖关系，就可能组织反抗行动。所以极权政权有一个关键原则：无论人民在哪里见面、交换信息，都必须受到政权的密切监控。

现代新近的信息技术除了催生大规模的民主，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极权。

集中式极权网络的最大优势在于秩序一目了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且不带情绪地坚定执行。特别是如果遇到战争或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集中式网络能够比分布式网络动作更快、走得更远。

由于极权信息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秩序，而不是找出真相，所以如果出现令人震惊的信息，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极权政权往往就会把信息压下来。因为中央控制着所有信息渠道，要做到这一点相对容易。

我在2019年参观了切尔诺贝利。介绍这场核事故的乌克兰导游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美国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答案，但苏联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麻烦。”

所谓历史，指的是生物本能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人类对食物、性、亲密关系这些事物的生物需求，以及与人类的文化创造（如宗教和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

人类本来就一直受到声誉市场的控制，被约束着要遵守当时的社会规范。在大多数社会，人类甚至宁可丢钱也不想丢脸。被钱逼到自杀的人数要远远小于被羞耻自责逼上绝路的人数。就算有些人因为被开除或企业破产而决定自杀，真正让他们踏出最后那一步的因素通常也不是经济困难本身，而是社会羞辱。

但本质的良善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有谁试过定义“本质的良善”，代表人物肯定是与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同一时期的康德。在康德看来，所谓本质的良善的规则，就是那些自己想要将其推广到普世的规则。根据这个观点，如果某个人想要动手杀人，这时应该先停下来，经历以下的思考过程：“我现在正要杀掉一个人。我是不是想要确立一条普世规则，规定允许杀人？要是确立了这样的普世规则，就有可能有人来杀我。所以，不应该有一条允许杀人的普世规则。由此可见，我也不该杀人。”简单来说，康德就是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达一条古老的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
义务论者努力寻找本质的良善的普世规则，而功利主义者则是用行为对痛苦或快乐的影响来判断行为。英国哲学家边沁（与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和康德同时代的人）认为，世上唯一合乎理性的终极目标，就是尽量让世界减少痛苦，增加快乐。

如果是领域专家，绝对值得投入毕生精力来讨论其中细节，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该做的就是了解一下民主政体能够也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民主原则是为善。如果计算机网络要收集关于我的信息，必须是用来帮助我，而不是操纵我。
能够保护民主、避免极权监控崛起的第二个原则是去中心化。民主社会绝不该允许所有信息集中在一处，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企业。
第三个民主原则是相互性。如果民主制度打算加强对个人的监控，就必须同时加强对政府与企业的监控。
第四个民主原则，是监控系统必须永远保留让人改变与休息的空间。在人类历史上，压迫的形式分为两种：剥夺改变的能力和剥夺休息的机会。

对国际关系的这种悲观看法，很像民粹主义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即觉得人类只对权力有兴趣。这些观点背后是一套关于人性更深层的哲学理论，灵长目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称之为“饰面理论”。饰面理论认为，人类本质上仍然是石器时代的狩猎者，看着世界就是个丛林，相信弱肉强食、力量就是正义。它还认为，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试图用各种神话与仪式形成的薄弱饰面掩盖这个不变的现实，但人类从未真正摆脱丛林法则。事实上，人类的神话与仪式本来就是丛林强者用来欺骗、诱捕弱者的武器。要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能说是天真到危险的地步，必然成为一些无情掠食者的猎物。

历史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虽然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会说历史叙事只是用来促进国家利益的宣传手法，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叙事先定义了何谓国家利益。

图 前-1 病毒式传播渠道的有效性
图 1-2 增长黑客过程的四个步骤
图 4-1 增长黑客循环
表 5-1 获客渠道的三种类型
表 5-2 内容营销的主要类型
表 5-3 用户行为类型表
图 6-2 福格的行为模型
图 7-4 尼尔•埃亚尔的上瘾模型

病毒式营销的优点显而易见：高爆发性、成本低，甚至免费。

这是一个典型的“梦幻之地”谬论，至今仍然在创业群体中广存在：商家相信它们所需要的只是打造出一个出色的产品，而客户的获得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增长是通过设计出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系统，让用户来替我们实现产品的增长。

虽然增加新功能看起来是改进产品最直接的办法，但事实上，每一个产品开发者都应当警惕特性蔓延（feature creep）的危险，也就是增加越来越多并不真正创造核心价值的功能，而且使产品变得更难以使用。在很多情况下，改进的关键在于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确定增长战略和增长重点的第一步是明确哪些指标对你的产品增长来说最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最佳方式是建立约翰斯所说的公司“基本增长等式”（fundamental growth equation）。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所有与增长相关的关键因素都在这个等式中有所体现，而这些因素相加共同驱动公司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等式是你核心增长杠杆的集合。每个产品或企业的等式都不尽相同。
以下是摩根所在的英曼公司的等式：
（网站流量 × 邮件转化率 × 活跃用户率 × 付费订阅转化率）+ 留存订阅用户 ＋ 复活订阅用户 = 来自订阅用户的收入增长
易贝的等式如下：
发布物品的卖家数量 × 发布物品的数量 × 买家数量 × 成功交易数量 = 总商品增长数量
为了说明这个等式的价值，约翰斯甚至创建了亚马逊的增长
等式：
垂直扩张 × 每个垂直市场的产品库存 × 每个产品页的流量 × 购买转化量 x 平均购买价值 x 重复购买行为 = 收入增长

增长黑客界有些人将这样的一个关键指标称为“唯一重要的指标”（One Metric That Matters），有些人称之为“北极星指标”。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它意味着这个指标会像北极星一样指引着团队朝着增长黑客过程的终极目标努力，使他们不会被某个短期的增长手段冲昏头脑。这样的短期手段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增长假象，但是无益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舒尔茨在谈到增长时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美国“二战”时的一位指挥官乔治•巴顿将军的名言：“今天就全力执行的好计划胜过明天的完美计划。”

为确定增长等式并明确北极星指标，前提自然是能够收集客户行为数据并衡量产品表现和试验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你对于产品表现和试验结果的假设是否符合用户使用产品的真实情况。推特创始人杰克•多尔西将为此所做的数据跟踪设置称为“仪表配置”（instrumentation）。就像飞机如果没有仪表提供的实时高度、气压和风速等信息就无法飞行一样，没有随时可获得的恰当数据，增长团队也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正如菜纳斯•鲍林所言，“形成一个好想法的最佳办法是提出很多想法”。

在 GrowthHackers，肖恩制定了“ICE 评分体系”以整理第二阶段形成的各种想法，ICE 三个字母分别代表 impact（影响力）、confdence（信心）和ease（简易性）。

如果试验是之前的一次成功试验的选代，那么信心评分应当更高。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增长黑容界通常称之为“双倍下注”（doubling down）。

虽然我们倾向于使用ICE评分，但是其他增长黑客也提出了其他评分体系。比如被誉为“转化率优化之父”的布菜恩•埃森伯格就提出了“TIR 体系”，即time（时间）、impact（影响力）和 resources（资源）。”另外一个体系是“PIE”，即 potential（潜力）、importance（重要性）和 ease（简易性）。虽然不同的体系细节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它们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即以量化的方式评估试验想法，帮助团队筛选不同试验选择、决定下一个试验内容。

扩大获客规模，首先要实现另外两种匹配：（1）语言一市场匹配，也就是你对产品优势的描述打动目标用户的程度；（2）渠道一产品匹配，即你所选择的营销渠道在向目标用户推广产品时的有效程度。

事实上，今天信息传达的速度必须远远超过几年以前。研究表明，人类的平均专注时间（将注意力保持在一条新的网络信息上的时间）现在是8秒，而在2000年是12秒。这也让我们获得了一项“菜”：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比金鱼还要短。”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给潜在用户留下深刻印象，就必须让他们立刻明白何你的产品能够让他们受益。这就意味着，你所使用的语言必须直接迎合并且进一步点燃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从而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整个过程必须在8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只有这样你才能多赢得几秒钟的时间来向他们解释为何应该购买你的产品。换言之，你设计的语言必须非常简洁地传达出产品的核心价值，也就是那个“啊哈时刻”，并且回答每位消费者最关心的简单问题：“你展示的这个产品将如何改善我的生活？”

为了避免不断增加的渠道选项变得杂乱无序，贾斯汀•马雷斯、加布里埃尔•温伯格、安德鲁•陈和詹姆斯•柯里尔这些增长专家将主要渠道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病毒/口碑渠道、有机渠道和付费渠道。

Hubspot 前增长团队负责人布莱恩•鲍尔弗设计出了一个基于6个要素的简单渠道排序方法。我们建议使用这个方法来确定优先渠道。
•成本——你预计进行此项试验将花费多少钱？
•定向——是否容易接触到目标受众？对于试验所触及的人群，你所掌握的信息可以详细到哪一步？
•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试验？试验一旦开始，还能否进行修改？如果试验不顺利，是否容易终止或者调整试验？
•时间投入——团队启动试验需要多长时间？比如，拍电视广告的时间投入就比发布脸谱网广告的时间投入长许多。
•产出时间——试验开始后需要多久才能拿到试验结果？例如，搜索引擎优化试验或者社交媒体广告的产出时间就比电台广告的产出时间要长。
•规模——试验覆盖的人群规模有多大？例如，电视广告的覆盖范围比话题博客广告就大得多。

病毒系数（K）= 客户发出的邀请数 × 受邀者中接受邀请的人数比例
与其担心你的病毒系数（我们已经说过，它并不可靠，而且也不能反映决定病毒式增长的关键因素），不如使用脸谱网前总裁肖恩•帕克设计的简单公式来评估你更可能实现哪种程度的病毒性。肖恩告诉脸谱网的早期员工，任何产品的病毒性都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有效载荷（payload）、转化率（conversionrate）和频率（frequency）。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简单公式来表示：
病毒性 = 有效载荷 × 转化率 × 频率
有效载荷是指每位用户每次向多少人发送广告（或者链接、微件等）。拿 Hotmail 来说，大部分用户每次只向一位联系人发送邮件，有少数用户发送小规模的群邮件，只有极少数的人一次性向许多人发送个人邮件。所以Hotmail 的邮箱签名注册链接的有效载荷很低。第二个因素是邀请转化率。Hotmail的转化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从未听说过免费邮箱，所以对它很感兴趣。最后一个因素是人们收到邀请的频率。对 Hotmail来说，它指的是人们发送邮件的频率，这一频率很高，因为大多数邮箱用户非常频繁地给朋友、家人和同事发邮件。所以，即使Hotmail的有效载荷很低。第二个因素是邀请转化率。Hotmail的转化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从未听说过免费邮箱，所以对它很感兴趣。最后一个因素是人们收到邀请的频率。对 Hotmail来说，它指的是人们发送邮件的频率，这一频率很高，因为大多数邮箱用户非常频繁地给朋友、家人和同事发邮件。所以，即使Hotmail的有效载荷低，但是高转化率和高频率使 Hotmail 的链接极具病毒性。在创建病毒循环时你的目标就是要优化这三个变量，以创造增长。

公司在试图优化病毒循环时往往会掉入一个陷阱：想方设法增加收到推荐的人数，以致用户和收件人对此产生强烈的反感。
那些无意间给自己所有的邮箱联系人发送下载 App 邀请的人就能体会到这会让人多么恼怒。用户体验专家将那些用来骗用户做他们通常不会做的行为的伎俩称作黑暗模式。虽然一些黑暗模式在短期可能奏效，但是从长远来看，用户之后产生的抵制情绪将会最终拖垮增长。这些伎俩带来的负面评价和负面情绪足以摧毁最好的产品——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

提高激活率的核心在于让新用户更快地体验到“啊哈时刻”。

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捷径。但是，如果按照前面介绍过的个步骤来操作，那么你就能迅速发现可以显著提高产品激活率的思路和洞察。我们再来回顾下这些步骤：明确让用户体验到
“啊哈时刻”所需的所有步骤；创建创建一个显示每个步骤转化率的漏斗报告并按照访问渠道对用户进行分类，对那些在流失率很高的环节依然继续使用产品的用户以及弃用产品的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和采访，找出流失原因。

在用户体验设计中，摩擦（friction）是指阻碍人们完成他们想完成的行动的令人心烦的障碍。比如，你正在读文章的时候眼前突然跳出一则广告，或者验证码中的字母过度扭曲，迫使你反复输入好几遍才成功提交表格。对于实物产品而言，比如咖啡机，摩擦可能是设置自动冲煮时间的程序复杂到令顾客抓狂。

肖恩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帮助人们时刻记住不断减少摩
擦的重要性：
欲望 - 摩擦 = 转化

设计并优化新用户体验，首要原则是将其视为用户与产品的一次独一无二的邂逅。新用户体验应该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产品。
也就是说，你需要设计一种独特的体验来吸引用户一直使用产品并看到产品带来的价值。创造独立的体验意味着在网络产品本身或者非网络产品的公司或品牌网站上创建一系列独立的页面。这样做的一大好处是可以使增长团队更容易地试验新用户体验，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试验干扰到现有用户的使用体验。
第二个原则，新用户体验的第一个着陆页必须完成三个根本任务：传达相关性，展示产品价值和提供明确的行为召唤。布菜恩 •埃森伯格（Bryan Eisenberg）被誉转化率优化教父，他将这三个要素称为“转化三位一体”（conversion trinity）。相关性是指网页与访客目的和欲望之间的匹配度：“这是他们想要的吗？”展示产品价值是指迅速并且简洁地回答访客的疑惑：“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最后，行为召唤为访客提供一个极富吸引力的下一步行动。所有这些都是企业应该自然而然就能想到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着陆页要么没有这些要素，要么要素不完整。
要减少阻碍用户迅速体验“啊哈时刻”的摩擦，最大胆的做法是翻转漏斗〈fip the funnel）。也就是说，在邀请访客注册之前先让他们体验产品带来的乐趣。

游戏开发者利用的关键研究之一来自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商业经典著作《影响力：说服心理学》（Influence: ThePsychology of Persuasion）。书中提到，许多研究都表明，一旦人们采取行动，无论是多小的行动，只要不是太难，人们就会更倾向于未来继续采取行动。他对此的解释是，最初采取行动时人们在心理上做出了承诺，而且不管承诺的难度发生怎样的变化，人们倾向于在做出承诺之后通过后续行动来恪守承诺。

人们放入产品的个人信息越多，他们对产品的忠诚度就会越高，这被称为储值（stored value）。

触发物是指任何刺激人们采取行动的提示。常见的触发物包括邮件通知、移动推送，还有更隐蔽一点的触发物，比如着陆页上的行为召唤。不可否认，触发物是提高产品使用率最强大的策略之一。

触发物的力量来源于两个关键因素：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邀（发用户采取你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以及用户收到触发物后付诸行动的难度。

使用触发物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接触用户的动机应该是提醒用户存在一个对他们明显有价值的机会。

福格根据用户动机和能力水平将触发物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协助型触发物（facilitator trigger），用于帮助那些动机很强但能力很低的用户采取行动；信号型触发物（signal trigger），用于帮助那些动机和能力都很强的用户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鼓励他们重复行动。剩激型触发物（spark trigger），用于刺激那些能力很强但动机不足的用户采取行动。许多邮件和移动推送都属于刺激型触发物，但它们不应该是你唯一考虑的刺激型触发物。

在设计触发物试验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他写的《影响力》里提到的6个说服原则同样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中一个原则，即一旦人们采取了某个行动，都会使他们更倾向于再次采取那个行动。以下是完整的6个原则：
•互惠——人们更有可能因为礼尚往来而去做一些事情，无论之前别人给你提供了何种帮助，而你现在需要给予别人某种帮助。
•承诺和一致性——已经采取过行动的人更可能再次采取行动，无论行动的大小或者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
•社会认同——当感到不确定时，人们会先看别人怎么做，然后自己才做决定。
•权威——人们会参考权威人士的做法来决定自己采取什么行动。
•好感—相比自己不喜欢或者无感的公司或人，人们更愿意和自己喜欢的公司或人做生意。
•稀缺—当人们担心自己会错失良机时就会采取行动。

长期留存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弄清如何让用户沿着学习曲线前行。这个过程便是持续的用户引导，它与学习任何一门学科、一种乐器、一门语言或是一项技能的方法是一样的：首先完成容易实现的小目标，然后逐渐提高熟练程度。应该将这种学习进程嵌入任何需要用户掌握的新功能中，让他们从产品中获得最大价值。用户体验设计师哈里•布努将这个过程称为“爬坡”。

确定了基本路线路图中的重要环节之后，下一步是分析哪些环节带来的收益最高，哪些环节是夹点（pinch points），也就是损失潜在收益的地方。

用来决定用户付费额的度量被称力价值度量（value metrics）。

定价相对论（pricing relativity ），也就是人们对于价格高低的判断会受到其他价格选项的影响。。丹•艾瑞里在他的名作《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中描述了一项实验，实验表明，消费者愿意付多少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价格选项组合的影响。
中间这个选项有时被称边烟幕弹套餐（decoy package），它是驱使用户购买价位更高产品的利器。

通过提价我们增加了产品对大客户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同类最优产品，而不是价格最低的产品。心理学家、畅销书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解释说，这是因为人们将价格看作是质量的信号，这在技术和专业服务市场特别常见。

定价考虑的反面同样棘手。可能用户已经习惯免费使用产品，因此他们不愿意付一分钱，在线软件或App 就常常面临这种情况。风险投资家乔希•科佩尔曼将这种定价难题称为一分钱差距（penny gap），也就是在用户眼中免费使用产品和哪怕付很少的价钱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转化专家安吉•舒特米勒找到了有效评论和有效证言的7个核心要素，她用“CRAVENS”这个首字母缩写来概括了这些要素：可信（credible）、相关（relevant）、有吸引力（attractive）、可视（visual）、可量化（enumerated）以及具体（specific）。

驱动增长的四个关键试验类型：获取、徼活、留存和变现。

本书收录《高粱酒》《檀香刑》两部剧作

怕是非，是非随，不怕是非没是非。
挺胸抬头是大是，屈膝求饶是大非。
小事可以装糊涂，大事必须辨是非。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克服这些阻力。一旦离开地面，空气的阻力与这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飞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最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

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度，出画前没有乘快车的体验，看着那些很快靠近又被很快甩到身后的景物，我思索着：那么巨大的东西，转眼就变小，再后来就看不到了。人生中的很多事也会逐渐消失，出国前的波折，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点。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以及足够大，大到可以将距离忽略不计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有永恒的意义。

有一天落日时分，在爱丁堡火车站的高桥上，我拍摄了一幅下面铁轨的照片，有的交错到一起，有些又在远处分岔，不知它们伸向何方。霖霖说那照片就像我的人生：有好多路可以走，条条在闪光，很难说哪一条更好。画面上还有那么多枝枝权权挡住视线，象征着看不清的未来。

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要有足够的天分，还要有足够的艺术家素质和足够的承受力，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穷，不为金钱或名誉所诱惑。
门可先生很赞赏一位美国画家说的话：“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有多宽有多深，他的艺术就有多宽有多深。”还有保尔•克利说的话：“你不要从一个想法出发来画画，你要让一个想法自己到你的画里来。”这就像他平时在上课时一贯对学生说的，画抽象画就像写作，你开始画时并不清楚你到底在画什么东西，你就站在画布前，自由地、随心所欲地画到满意为止。不同的心情画出来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同的，可能开始和后来面目全非。就像小孩子画画是从心里画出来的，想怎样认识世界就怎样表
现它，不从自然和客观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他崇尚康定斯基，绘画重要的不是反映外部的美，不是大家能看到的客观地再现，而是发现自己内心尚未发现的东西并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康定斯基生前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沙漠里，没有人理解他，但抽象画是他始创的，现在全世界的画家都在学他。”门可很反对儿子学画的那位著名画家的做法，说他“总是在作秀”，为此常常与儿子争得面红耳赤。他对儿子说，要做一个艺术家，不一定要做一个有名的或者作品卖得好的艺术家。有很多人，包括在我们这个地方住的收藏家们，收藏的不是最好的东西，只是能卖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文化，不懂真正的艺术，他们更是商人，买艺术品是为了它会升值。

我想人总应学会放弃一些东西，难的是放弃一些表面看上去不应放弃、放弃了可惜的东西。人也总在选择中决定自己的路，不同的选择常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有时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只是你在选择时往往并不清楚它正确与否，是否要花很大代价，这代价是否值得，以及这个选择对你未来生活道路的重要性。

罗曼•罗兰说过：“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摆，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它折断。”

我想我那么热爱艺术，不能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物质生活上我的要求并不高，我欣赏徐志摩的话：“论精神我主张贵族主义，论物质我主张平民主义。”

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取胜，而不要盯住自己的“特短”与别人比。

行当里还有种说法：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梵•高的老师对他说：“一颗破碎的心所遭受到的不幸，比美满的幸福对你更有好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梵•高自己也说：“没经历过苦难的人没有东西可画，幸福麻痹了人们的感官，艺术家靠痛苦滋养。”

妈妈总说人就像自行车，你蹬得越快它才越不会倒下，一旦停止就会失去重心。

1997年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对我做过一次人物专访，我曾经用两个圆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圆各有它自己的圆心和半径，两个圆相交时会有一个共同的部分，这个部分越大，双方的共同之处就越多。可惜许多女人把自己的圆心重叠在男人的圆心上，她就失去了自我，这时作为个体的她也就不复存在，至多只是男人的影子。如果一个人只是别人的影子，自己消失了，在光下都不会有自己的投影，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告诫女人，无论你多么爱一个男人，都不要失去你的圆心和半径，这是我后来悟出的道理。

可我常记得一位女友对我说的一句话，凡做一件事前先问自己，这件事是我自己真的想做的还是别人想让我做，如果是别人想让你做的，你就要掂量一下是否值得去做和你是否有条件去做（包括时间、精力、兴趣等），条件不够就不要做。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亲人或好友是“在你忧愁时能将你的痛苦分担一半，而在你幸福时能将这快乐加成双倍”的人。

“穿套鞋”是一则寓言：兄弟俩合伙买了一双套鞋，弟弟每天穿着它下地劳作，哥哥觉得很不合算，为了对得起他的投资，他每天晚上穿上套鞋绕着房子跑上几圈，这样他就心理平衡了，但做了毫无用处又辛苦的蠢事。

幸福是一种使二者平衡的游戏：我们已有的和我们想要的，即愿望和可能性之间的。如果愿望太高而没有可能达到，会使你感到不幸福；相反，一切愿望都满足了的人，没有再想要的事，一切都有了，都达到了，可能会感到更不幸福。

看的电子书，很多文字被“**”mute掉了

比同名电影尺度大。
电影中情节很连贯，也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书中情节很分散，更真实一些。
电影把主角和一众角色都洗白了。

书中主角叫沈星星
电影中主角叫沈星
泰缅边境失联演员叫王星

人很奇特，一旦在心里憋着事的情况下喝酒，通常只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醉得太快，要么醒得太早。我属于第二种，喝再多酒都保持着清醒。

Q2.如果当时去金三角的是现在年纪的你，哪些事情会有改变吗？
答：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我觉得孩子都是不规则的图形，进入社会后，无数不规则的图形相互践踏，慢慢磨成了一个个圆。圆和圆的接触，只有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你最想展示的东西。大人们管这个点叫作优点，而你以为这就是成熟。
金三角不是这样的，它格外野蛮，在里面的所有人浑身都长着刺。一个圆来到这样的环境，只会遍体鳞伤。
如果我是现在的年纪，也许认识的人会更多，经历的事会更有趣，但并不能改变任何事，反而自己会埋葬在那边。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①我在金三角生活，依靠的人是猜叔。猜叔经历过战乱，体会过疾苦，见过太多自认为圆滑的人。他欣赏这种人，但是不会保护他们。
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说话。我不敢惹猜叔生气，被他打骂后还不知悔改。圆滑在这时候，是一个贬义词。
②贾斯汀是我在金三角，感到最遗憾的人。他有很好的家世，帅气、爱笑、勇敢，眼里充满希望，想要改变世界。
我现在不会和这种人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太过理想化，这种人像一面哈哈镜，映射的都是扭曲的自己。可能，在见到他的时候，我就会发出嗤笑，选择远离。
而他的结局，仍然是沉入水底。

看的是小学生必读的版本，但是豆瓣上找不到
《童年-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
姜希颖 傅霞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107-23557-3

你应该记住一件事儿，亲人打你，都是为了你好，只是要你接受教训！

“当官和上帝没关系，这是人世间的事儿。做高官的人——比方政府官员什么的，都是吃法律饭的。”
“什么是法律？”
“法律？法律就是人们引以为习惯的东西！”老人说到这里，目光犀利睿智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眨着。“人们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就达成了协议：哪类事儿应该怎样解决最好，这就是习惯，立下个规矩，就成了法律！这就好比小孩子玩游戏，事先得说好游戏的规则。那个规则就是法律。”
“那官员呢？”
“官员就是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专门破坏法律。”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就是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他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一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