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作伦理？简而言之，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得获，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取相应收益，用以维持生活。缺失了这个假定，以上的戒律和前提看起来就像是空中楼阁。人们所获得的是对他们过去的工作以及他们愿意继续工作的酬谢。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呈现形式的总结。
在过去，人们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在“大量减少”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显然，杰里米·边沁没有区分不同社会机构(houses ofindus-try)的制度：劳教所、救济院和工厂（以及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等）。他坚持认为，无论这些机构表面上的目的是什么，它们都面对相同的问题，具有相同的关注：必须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性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以约束五花八门、本质上不守规矩的囚犯。简而言之，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被剪除各种各样的习惯和爱好，以适应相同的行为标准。
救济院外不救济的原则是推动“没有选择”策略的一种体现。这个策略的另一种体现是引入“仅供生存”(hand-to-mouth existence)的概念——把薪水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工人们只能靠它活到第二天的黎明。这样一来，除了继续辛苦工作，他们“别无选择”。
事实上，若真的希望工人道德完善，就必须扩大其自由的边界——这才是道德能够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的唯一土壤。但是工作伦理，至少在其早期的历史上，选择了削减（或者说完全消除）穷人的选择。
在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
先来看个人生活。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暴富，可以自给自足悠然生活的人以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再看社会秩序。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男性的绝大多数可支配时间、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根据罗杰·苏(Roger Sue)的计算，在1850年人们70%的可支配时间都处于工作状态。工作场所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在这里，人们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形成自己的“社会性格”，至少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社会性格。除去现代另一项伟大发明——大规模征兵，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最后，在政治家惯常提及的社会生存和繁荣问题中，工作被赋予了决定性作用，并以“系统再生产”之名进入社会学的讨论。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质是借助自然的可用能源对（同样是自然的）资源进行再加工，最后产出“财富”的过程。这种再加工是由资本所有者/管理者组织，通过雇佣关系实现的。因此其延续性取决于资本所有者是否能让未参与生产的人口源源不断加入生产过程。
总而言之：在现代安排(modern arrangement)的所有三个可分析层面（个人、社会和系统），工作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外，正是借由工作，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正如里卡多·佩雷拉(Ricardo Petrella)所言，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集合身份”(Aggregateidentities)，即随意地安排商店里能买到的、不太持久、容易剥离、可随意更替的标签，这似乎正是人们应对当代生活的挑战所需要的。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她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当然，财富和收入也很重要，否则消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完全剥夺。它们作为资本（用于赚取更多金钱的金钱）的用途没有被遗忘，但是逐渐退居次席，让位于扩大消费选择的范围。
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
工作，更准确地说，人们从事的职业，现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学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
正如乔尔·汉德勒(Joel F.Handler)所言，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人群的真正或假定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观察者通过构建他人来构建自己。”
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原指商船为逃避税收而在别国注册并挂该国旗帜。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拆除所有妨碍贸易自由，特别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及为什么同时要扎紧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的先知们发现，相较于把远方的廉价劳动力招募到本土，不如自己直接去那里更加方便、成本更低。
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一直以来历史都向我们表明，民主的包容性越强，它就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走向集体保险。选举权从普及的那一刻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把权力赋予那些承诺借集体力量驱逐个体苦难的政客。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影响了中间选民对于财务成本和福利保障的权衡（当然，其他选项失去了吸引力，间接地加强了他们自力更生的意愿）。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审查带来的长期影响。影响之一是福利服务的质量持续不断的恶化。可以想象，这些服务一旦只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人，就失去了那些（至少目前为止）“不需要”这些服务的人的政治力量，于是政客自然而然地降低税收，讨好那些大多数更幸运的正常人。众所周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缺乏政治力量。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简单来说，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意味着达不到大多数正常人能达到的生活标准。因此，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这不足为奇，因为消费者的“挑剔”是作为市场命脉的竞争力的映射。为了生存，进而发展，消费市场首先必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消费者：选择是由竞争提供的，鉴赏力使得这种供给具有吸引力。
根据世界劳工组织1995年在日内瓦发表的报告：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资本的流动削弱了国家对利率和汇率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灵活性侵蚀了按地域分配投资的控制能力，技术和专业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征收更加困难，进而维持公共服务也更加困难。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可以认为，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在缪尔达尔看来，底层社会的成员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受害者对之无法控制或施以影响。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即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让我再重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
一说到我们（富人们）对世界上穷人的持续痛苦负有集体责任，经济计算就会占据上风，自由贸易规则、竞争力和生产力取代了道德准则。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冗余）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热门区域不断变化，热门的线路也不断变化，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向“不发达”（在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平衡）的地区流动。
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对“卫戍型国家”带来的变革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回收利用“废弃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
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豁免于“过剩”、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废弃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人存于世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类的集合称为“社会”，那就意味着这些人归属于同一个集合，构成了一个整体。这正是社会作出选择的结果。虽然很少是“刻意”的选择，即勘查多种可能性后选择最有吸引力的那种，但正因为是没有经过设计的不经意的选择，它也就不会被轻易放弃。
正是这种选择，或者说这种选择的持续沉淀，使得不同的集合大相径庭，当我们谈论不同的社会时，谈论的就是这种不同。一个特定的集合是否是一个“社会”，它的边界在哪里，谁属于或不属于这个集合构成的社会，都取决于作出选择和推动选择的力量，取决于它对个体的控制力和个体的服从程度。这种选择归结为两种强制力，或者说，一种具有两种效果的强制力：秩序和规范。
当代的伟大小说家、哲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告别圆舞曲》(La Valse au Adieux,Galimard,1976)中描述了所有已知社会中显然存在的“对秩序的渴望”：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若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公共政策，那就是：只有作为商品的劳动才能换取同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当今社会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穷人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信用卡和美好前景，他们达不到要求。今天穷人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今天的穷人是“非消费者”，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记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托斯丹·凡勃伦早就指明，“工艺本能”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正如罗歇波尔·德鲁瓦(Roger-Pol Droit)最近说的，“现实如同鸡蛋一般饱满，让人几乎无法摆脱它的约束。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去”。他接着指出，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恺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Bossuet)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