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一九四五年，纳粹崩溃，苏联“解放”了捷克，他以为是自由的来临，自由却再度变成奴役，捷克陷入苏联的集权控制。一九九〇年，苏联崩溃，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
一个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社会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社会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金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根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许多事实表明：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
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
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培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读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爱国先生，您能不能理解——政府与人民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譬如说，当政府觉得核电发展在经济利益上有绝对必要，而民间有人认为核电发展将严重破坏生态的时候，冲突就存在了。处理冲突方式的不同就造成民主与独裁的分野。一个民主的政府了解民意并且时时检讨修正自己的政策，一个独裁政府根本就不让民意有表达的机会。所以“安定”也有两种：在政府与人民沟通、协调之后而使冲突化解的安定，是真实的、持久的安定。不经沟通，却以政府权力抑制民意以遮掩镇压冲突的安定，是假的安定，也是暗流潜伏、危险的安定。
蒋经国先生的谈话不尽然都是节庆的八股，今年他就说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台湾与大陆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
所谓公权力不过是法令的约束力，当民众拒绝受它约束而向它挑战的时候，一个负责的执政者所亟需做的，不在于如何强硬地贯彻始终，而在于重新审视这个不断受到挑战的法令，应改则改，应废则废，否则，守着一个与现实脱节、与民意不合的法，执行，与人民起冲突，不执行，让人民嘲笑，执行或不执行都做不到理直气壮，等于是执法者拿石头砸自己的大脚。
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结尾处曾说：“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之事。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个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公民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