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一九四五年,纳粹崩溃,苏联“解放”了捷克,他以为是自由的来临,自由却再度变成奴役,捷克陷入苏联的集权控制。一九九〇年,苏联崩溃,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

一个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社会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社会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金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根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许多事实表明: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

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

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培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读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爱国先生,您能不能理解——政府与人民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譬如说,当政府觉得核电发展在经济利益上有绝对必要,而民间有人认为核电发展将严重破坏生态的时候,冲突就存在了。处理冲突方式的不同就造成民主与独裁的分野。一个民主的政府了解民意并且时时检讨修正自己的政策,一个独裁政府根本就不让民意有表达的机会。所以“安定”也有两种:在政府与人民沟通、协调之后而使冲突化解的安定,是真实的、持久的安定。不经沟通,却以政府权力抑制民意以遮掩镇压冲突的安定,是假的安定,也是暗流潜伏、危险的安定。

蒋经国先生的谈话不尽然都是节庆的八股,今年他就说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台湾与大陆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

所谓公权力不过是法令的约束力,当民众拒绝受它约束而向它挑战的时候,一个负责的执政者所亟需做的,不在于如何强硬地贯彻始终,而在于重新审视这个不断受到挑战的法令,应改则改,应废则废,否则,守着一个与现实脱节、与民意不合的法,执行,与人民起冲突,不执行,让人民嘲笑,执行或不执行都做不到理直气壮,等于是执法者拿石头砸自己的大脚。

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结尾处曾说:“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之事。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个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公民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中。”